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国际分工的深化以及各国消费模式的差异已经成为气候谈判中界定各国排放责任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长期的、动态的视角，提出根据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碳排放责任的理论，并根据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关系，计算了两个情景下1950—2005年世界各国累积消费排放量，发现中国约有14—33%（或超过20%）的国内实际排放是由他国消费所致，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则相反。进而，我们从福利角度讨论了以消费排放作为公平分配指标的重要性，从而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共同但有区别的碳消费权”原则，建议以1850年以来的（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 

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使中国具备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典型条件。从实践经验中，我国已总结提升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是，在中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学说难以指导中国新的实践，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为破解发展新难题，我国提出了由经济发展新常态、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和新政策等构成的用于指导中国新实践的新理论，并将该理论与十八大以前形成的理论进行系统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体系。最后指出了新体系具有的理论价值、世界价值和实践价值。

企业的生产过程是一个跨期动态决策过程，传统效率评价方法（非参数前沿面分析方法和随机前沿面分析方法）只应用初始投入和最终产出计算效率值，而忽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跨期经营活动，从而可能错误估计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为此，本文拓展了Tone & Tsutsui(2010)提出的DSBM模型，采用基于冗余的DSBM模型重新测度了中国省际工业产能利用率。研究表明：（1）静态DEA方法与动态DEA方法测度的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差异。静态方法由于忽略企业的动态决策过程，倾向于低估产能利用率、高估产能过剩以及产生产能利用率过度波动的假象。而本文动态方法测度的我国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068%，确实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基于注册类型、轻重行业以及规模的动态分析发现，产能过剩问题在各个层面均存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高于其他注册类型企业；重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轻工业产能利用率；大规模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中小规模企业。（3）东部地区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均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种现象在不同注册类型、行业以及规模层面均存在，说明根植于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开放程度以及产权保护力度等因素可能是解释产能过剩地区差异的终极原因。

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分解为代表普遍技术进步的技术效应和要素流动配置的结构效应。本文利用中国宏观及产业数据，在增长核算基础上将TFP增长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据以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剖析。实证结果表明：（1）得益于后发优势，1978—2014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整体质量较高，增长动力约1/3来自技术水平的普遍提升，而结构效应的作用仅为技术效应的1/5。（2）2005年以后，中外技术差距的缩小导致后发优势逐步衰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迅速下降；而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并维持了较高的TFP增长率；该趋势在二、三产业尤为突出，这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结果。（3）金融危机后，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所属领域和“金融与保险”、“房地产”等细分行业技术停滞或倒退却积累了更大比重的要素，存在要素资源配置“逆技术进步倾向”；要素驱动特征不断强化，至2014年才出现扭转迹象。宏观和产业TFP增长是未来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支撑。短期内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将要素资源引导到技术和效率水平更高的细分行业，借助结构效应实现TFP增长；中长期则要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推动各行业技术进步。

通过国际贸易，发达国家是否会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干净型”产品，并从中国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从而使中国成为“污染产业天堂”呢？国际贸易等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CO₂)的排放呢？本文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和净出口消费指数等方法，运用中国20个工业行业与G7和OECD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些问题。本文得到几个结论：（1）在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的CO₂中，国内生产的CO₂所占比例逐步减少；（2）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产业并不仅仅是污染产业，同时也向中国转移了“干净”产业；（3）国际贸易能够减少工业行业的CO₂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的CO₂排放量。因此，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天堂”  

在海外并购蓬勃兴起的过程中，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现象是，我国并购常常在东道国引起激烈争议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抵制。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被认为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然而，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这一问题并未得到严谨的检验。本文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克服传统文献中的样本选择问题，在统一框架下系统研究了我国海外并购的广延边际（区位选择）和集约边际（投资规模）决策。结果表明，我国海外并购表现出市场寻求和矿产金属资源寻求特征；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对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欠缺考虑，甚至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追逐特征，而重视交易成本，倾向于进入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在总体上并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并购符合主流文献总结的基本模式，其特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定需求。

 本文旨在考察地方官员在中央调整经济结构时的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当中央可信地从做大蛋糕转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将采取偏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地方官员会策略性调整经济增长目标；当调结构政策受惠面足够大时，发达地区官员会选择相对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在实证上，本文采用2001—2012年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所报告的增长目标和1996—2015年间五年规划所规划的增长目标，发现增长目标主导着省际差距的变动；当中央大规模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后，发达省份开始相对放缓辖区增长目标。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为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所呈现出的新现象——东部经济增长放缓、省际经济差距缩小、中央实施偏向内陆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一种解释。

 本文使用1998—2008年中国非上市公司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旨在解释中国企业自上世纪末至今持续增加的创新活动。高的调整成本和不稳定的融资来源制约着企业的创新活动，本文检验了营运资本在突破创新约束中所起的作用，发现营运资本对缓冲企业创新投资波动有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密切相关。本文按照Hadlock & Pierce（2009）提出的SA指数法测量了企业的相对融资约束程度，发现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营运资本对创新的平滑作用越突出。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中国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内部资金积累和营运资本管理持续地进行创新活动。

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投资,势必减少对经营资产的投资，这是否会导致实体经济被“挤出”？本文选择2002—2014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GDP周期变量显著负相关，与广义货币M2周期变量和法定准备金率显著正相关，与股票指数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蓄水池”动机为主，即基于预防储备目的。企业对非现金的其他金融资产的配置与GDP周期变量显著正相关，而与M2周期变量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对其他金融资产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动机，即以减少实体经济投资为代价，追求金融资产上的收益。一些经营运作良好、财务状况较佳、托宾Q较高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比较多。

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国有和民营参股股东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国有资本之间的股权多元化对公司绩效没有正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参股增强了国企管理层的薪酬和离职对业绩的敏感度，国有参股减轻了民企的税负和融资约束，并且在市场化越低时异质性参股股东对绩效的影响越积极。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这一转型经济体中，“混合所有”有助于弥补市场化的不足，异质性股东的“互补”使企业发挥了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优势，但需要避免在改革中引入新的不平等或低效率。本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公司治理领域提供了中国的独特案例。

我国在资本市场高度不发达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出口奇迹。本文从县级集群内部的商业信用视角对此提供一种解释。研究发现，集群商业信用显著促进企业出口扩张，主要是通过影响私营企业实现的，而且主要影响东部地区的企业出口。作用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不仅显著提高企业进入概率，而且提升企业出口水平。为了解决集群商业信用内生性可能导致的识别困境，根据企业是否变更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安慰剂检验显示，集群商业信用对加工贸易出口没有显著影响。这可以解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私营企业虽然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更难以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取资金，但依然实现了出口快速扩张。

“营改增”是我国税制改革史上的重要举措，能够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和深化产业间的专业化分工，但是其作用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上下游企业要有足够强的关联，二是上游企业必须是增值税纳税企业。本文基于中国135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服务业和上游行业之间的产业互联程度，将其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进行匹配，采用三重差分法（DDD）评估了“营改增”对企业减税和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1）“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严重依赖于产业互联和上游行业的增值税税率，“营改增”企业的平均税负没有出现显著下降，但在具备产业互联的企业中产生了明显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2）“营改增”之后，服务业企业可以将中间投入在纳税时扣除，因此有效地推动了跨地区的分工与协作。（3）“营改增”还促进了企业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营改增”制度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包括税率的设定等。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个人的认知能力对其创业的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不论是否区分具体的创业类型，个人的综合认知能力对其是否创业不存在显著影响；表明中国的聪明人并没有更愿意创业。但这种影响会因行业管制水平不同而异：在管制水平较高的行业中，个人更高的综合认知能力会显著降低其创业概率；在管制水平较低的行业中却完全相反。因此，在管制水平较低的行业中，中国的聪明人更愿意创业；而在管制水平较高的行业中正好相反。本文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字词能力、数学能力和记忆力等三个具体维度的认知能力对创业的影响，发现仅有数学能力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政府应当更加积极有效地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各行各业中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行政干预，这样才能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更好地吸引到创业中。

在当今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国生产的出口产品大量使用国外中间投入品，出口产品中内含技术不一定都来自本国,科学衡量出口技术含量水平和结构需要基于生产工序的数据。本文构建了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并利用1995—2011年全球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中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出口技术含量水平及结构，研究发现：（1）自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自身技术水平升级和优化。中国整体和各行业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都呈现增长态势，表现出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弱收敛趋势；（2）从各行业技术含量相对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几乎锁定在世界最低端，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对美日等发达国家构成技术威胁。

本文以声誉为着眼点，对我国上市企业更名与被诉官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被诉官司引致的负面声誉冲击会显著、稳健地提高企业更名概率，而其中尤以资金和产权类官司的效应最强。影响机制方面，官司的声誉效应更多表现为加剧企业融资困境和内部代理冲突，并形成企业更名的主要诱因，相对而言产品市场则因信息迟滞等原因而并非关键的传递途径。我们的研究表明，被诉官司的确类似于负面的商业性信用评级，向市场传递了企业的声誉信号，但企业更名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声誉信号的作用。

本文检验了地方官员对地区间资金流动的作用。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的数据，在匹配省委书记个体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官员政治关联地区即出生地、第一工作地和来源地的资金是否会跟随官员流动，并进一步检验了官员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非任职年份，在官员任职期间，其出生地和来源地的资金会更多地流入任职地区，存在“钱随官走”的现象，但第一工作地的资金未显著增加。而政治关联强度越大的地区，“钱随官走”的效应也越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基于情感和理性的平衡，这一效应还会因官员的任期、年龄及来源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本文的结果表明地方官员与资金流动的关系可能是源于官员情感与理性的平衡。本文的结论为完善我国地方官员治理及深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构建面板数据、资本变量处理、价格指数处理等方面全面规范整理该数据库，并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接下来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讨论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最后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讨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6%之间，年均增长3.83%，增速存在较大的波动；（2）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即使在“抓大放小”和资源倾斜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表现还是最差，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国企改革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可持续性内生增长的关键。

本文探讨为什么解决技术密集型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之间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是中国经济稳增长政策面临的难题，并借助“新卡尔多事实”，关注全社会信息共享和知识传递的人力资本匹配效应。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市场化配置可能失灵，易引发错配，致使创新动力不足。如果政府通过规制技术型企业，促其转型为创新型企业，虽完美解决了错配，但经济增长将面临下行压力，且经济受到人力资本供给的波动而不稳定。所以，人力资本错配是伴随稳增长的一个“难题”。尽管对于转型中的经济体而言，完美解决人力资本错配可能不是有效的，但提升社会的信息共享和知识传递水平，为人力资本外溢提供有效渠道，有利于实现人力资本在部门间的适宜匹配，可以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创新和经济稳增长的实施条件。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资本积累效果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时期，需要在保障人力资本形成的激励条件下，允许一定的人力资本错配，同时规制技术型企业，促其创新，与此同时，扩大人力资本外溢渠道，释放更多的教育和知识红利，推进知识生产与消费一体化过程，从而推动创新和实现增长跨越。

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企业绿色创新将发挥杠杆效应还是挤出效应？面对规制强度更高的环境保护税，企业将采取实质性还是策略性绿色创新活动应对？既有研究没有答案。本文以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实施为自然实验，基于微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首先，环境保护税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主要激发了企业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效率和在末端降低污染物排放的绿色创新活动，从根本上减少污染排放的新能源方面的绿色创新并不显著。其次，该改革诱发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非是在企业既有创新活动基础上叠加的杠杆效应，而是对其他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再次，该改革主要诱发了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的实质绿色创新活动，但绿色创新路径依赖较为突出。本文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风险投资机构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结果发现：风险投资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公司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而且可以增加公司的短期有息债务融资和外部权益融资，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现金流短缺所导致的投资不足问题。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不同特征的风险投资机构均可起到抑制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作用，但只有高持股比例、高声誉、联合投资或非国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才能够显著地改善外部融资环境，缓解现金短缺公司的投资不足问题。综合本文研究结果，作者认为企业上市后仍然可以利用风险投资机构的监督职能、声誉资源和融资关系网络来解决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促进企业投融资行为的规范化和理性化。

本文在利率双轨制模型的基础上，经过比较静态分析、参数校准与数值模拟，刻画了“计划轨” 的存款利率影响“市场轨”的贷款利率的微观机制，并讨论利率市场化与其他金融改革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显著提高存款利率，增加居民部门的收益；同时将赋予银行更多的竞争手段，有利于银行吸纳存款，增加可贷资金的供给，从而降低贷款利率；另外，只有在利率市场化后，银行才能够以价格竞争的方式应对更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因此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应先于降低准入门槛与开放资本账户；此外，在市场自由进出的条件下，放宽存款利率上限将导致部分银行破产，但由于我国对设立银行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目前银行数量远低于长期均衡的银行数量，在现实中并没有破产风险。

本文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家模型，以中国现实数据为基础，利用数值模拟深入考察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金融摩擦、劳动摩擦和其他财税政策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TFP效应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具有明显的“倒U型”影响，即存在TFP最大化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这源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影响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即自融资机制，对企业间要素配置的重要影响。信贷约束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影响显著（企业家面临的信贷约束越严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影响越大）。存贷利差的影响则较弱。减少劳动摩擦可增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较大的有效基础设施服务、企业间差异性和公共消费性支出也具有类似影响，利用消费税融资可更好地发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促进作用。

作为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转移支付不仅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且也是中央激励地方政府履职尽责的重要机制。面对中国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的现实，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行为产生有效激励？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筹资机制还是分配机制，不仅未能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性公共品供给，强化地区间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约束力，而且超过门槛值的支出补助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但又背离分权改革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实现纵向转移支付向横向转移支付转变，减少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转移支付筹资和分配分离造成地方政府错误评估支出决策的成本与收益。

解释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理论聚焦于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和收入增长等因素，但除此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还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投资率显著波动和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等特征，现有文献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同时评估所有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来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通过引入多部门的Eaton & Kortum (2002)国际贸易模型、完整的投入产出结构、非位似偏好和劳动力市场摩擦等重要特征，我们将劳动力在三个产业部门的比重分解为鲍莫尔效应、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国际贸易效应、要素密集度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通过使用1978—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分解核算和反事实模拟定量评估了这六种效应的影响。我们发现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分别是影响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需求收入弹性低、劳动密集度高和存在转移成本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的原因。我们还详细讨论了不同时期六种效应的变化情况。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快速膨胀。本文构建工业投资者-地方政府模型，从债务的双重引资作用角度分析地方政府举债冲动难以遏制的原因。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论证了以下机制：债务作为地方政府动用资金能力的体现，不仅表现为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增加GDP，而且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双重渠道吸引工业投资，对当地工业增长起到杠杆作用。同时，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条件与禀赋的地区来说，以债务推动工业增长的发展模式面临两类风险：1）禀赋较差的地区在引资竞争中处于劣势，未来土地出让收入可能不足以偿还债务；2）禀赋较好的地区在引资竞争中将土地资源过度配置到工业部门，导致商住用地资源紧缺、房价快速上涨。

基于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引致进口”的特征事实，本文将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纳入到统一的计量框架内，依靠所构建的符合中国企业进出口行为特征的多重工具变量体系，实证检验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重要发现包括：从进口角度看，进口促进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抑制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区分不同所有制的情形下，进口对从事一般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更强的促进效应，而对从事加工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抑制效应。从出口角度看，出口未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与发达国家开展的进出口贸易均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进出口行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上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中国本土企业所遭受的全球价值链俘获效应假说，为在持续推进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有效实施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

本文拓展了财政再分配的传统分析方法，将间接税纳入研究框架，构建了一个可以综合测算包括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在内的各项财政工具的再分配效应的分析框架,综合采用财政预算归宿法、居民收入核算法和MT指数测量与分解法，以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和城乡居民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了社会核算矩阵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再分配从整体上对收入分配为逆向调节。财政再分配导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2%，其中，来源端间接税、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和支出端间接税分别使基尼系数上升1.7%、1.3%和3.2%，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缴费和个人所得税分别使基尼系数下降3%、0.4%和0.7%。这一现象在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中均不多见。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转移支付、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在财政支出和收入中所占比重过低，对收入分配的正效应过小，间接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比过高，对收入分配的负效应过大。

 本文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城市规模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幸福感呈U型关系，曲线最低点处市辖区人口规模为300万人左右。城市中来自相异省份的新移民可从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出发，采取共赢、利他不损己或利己不损他的行为模式，提升集体幸福感，来自本省或相似省份新移民的理性行为模式是选择前往这些省市中城市规模较大的城市。而当前我国城市移民净流动量的空间格局表明，新移民总体而言未能采取合理的行为模式实现个人和集体幸福感的帕累托改进，在地理空间选择上存在客观非理性现象。有必要通过有形之手引导移民在空间上实现理性选择，从而形成更加合理的城市体系，并提升居民个人和集体幸福感。

金融发展会同时影响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从而是决定国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银行1973—200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储蓄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而当金融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储蓄率则随之下降。为解释以上实证发现，本文构建了一个家庭与企业均受融资约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本文证明了金融发展会降低家庭的储蓄动机，同时又会提高企业的投资需求。由于均衡储蓄率由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共同决定，模型蕴含了金融发展与总储蓄率之间的非单调关系。数值模拟显示，本文模型能够解释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

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能源系统，化石能源占比为84%，碳中和目标要求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届时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达80%以上。本文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对2030年的碳达峰情景进行了分析。一般将碳中和简单理解为能源结构调整，分析结果表明：2030年碳达峰的峰值既取决于清洁能源发展，也取决于能源电力需求增长，需要通过平衡清洁能源发展速度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以控制碳排放峰值。碳中和背景下的经济高质量增长要求实现“双脱钩”：经济增长需要尽可能与化石能源消费和能源电力需求增长脱钩。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涵盖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碳中和系统性方案，并进一步讨论了可行的市场化手段以支持方案的实施。保障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是经济清洁低碳转型的基本原则，也是能源系统转型的主要挑战，因此需要先立后破，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煤电退役和低碳转型之路。

本文跳出市场和政府之争，在传统供需平衡模型中引入退出价格和饱和需求等新假设，通过消费结构和住房属性的异质性处理、二元市场的均衡分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主要观点是：中国式产能过剩是商品和住房二元市场叠加的饱和需求式过剩。普通商品市场的“饱和需求陷阱”和住房市场的“投资偏好陷阱”是关键制约点。这使得需求刺激政策在饱和需求式过剩中失灵，并通过二元市场的“劣驱良”效应，引发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应通过二元市场的联动式调控，形成以供给方向和供给对象的结构性调整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理论上来说，作为社会先行资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国内市场分割，为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奠定基础。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1993—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分割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以邻为壑”现象在中国仍长期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打破市场分割的物质基础，可为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阶段性差异；不同区域或不同区位下市场分割的策略性行为并非一致。基于此，政府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差异；同时，加强投资主体的跨区域协作，削弱地理界限对市场的不利影响；此外，政府应积极打造现代服务型政府，充分发挥政策导向功能，避免人为过多干预市场秩序，进而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期建立现代市场体系。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房价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在中国家庭自有住房率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背景下，长期的房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家庭内部的投资、消费和创业等一系列决策行为。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职业选择模型，将房价上涨对人们的创业行为的影响分离成“财富效应”、“信贷效应”以及“替代效应”。基于该模型，本文发现房价上涨对无房人群和有房人群的创业决策存在不同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家庭财产、是否有房以及住房按揭贷款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本文进而利用微观数据对理论模型推导出的各个推论进行了检验。通过对创业的关注，本文指出了中国的高房价可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
 

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专利以刻画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赋能了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技术创新发挥了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与劳动赋能功能，有助于企业降低内部管控成本，提高投资决策质量与资产营运效率，改善劳动力资源结构，从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数字基础设施将会增大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生产率效应更为显著。此外，底层技术与实践应用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本研究验证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政策制定以及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启示。

双层股权制度在现代新兴高科技企业中的使用率持续上升。对这种新兴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它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上，而关于它对创新的影响的研究尚是一个缺口。本文通过引入短期业绩敏感性拓展了Chemmanur-Jiao模型，对此问题做出了理论分析，并以BvD-Osiris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中2004—2013全球互联网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模型分析的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全球意义上，双股制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作用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样本选择问题进行处理后更为显著且影响更大。同时，双股制的创新促进作用还取决于外部投资者的短期业绩敏感性，这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有显著差异。在外部制衡机制不完善的新兴国家中，采用双股制而且创始人任CEO或董事长反而会减少创新投入。进一步的实验设计的证据表明，中国目前采用双层股权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

本文构建了一个引入多要素投入和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差异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分析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及其产品转换行为对企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结论表明：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进口中间投入品；企业会根据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调整进口种类的数量与规模，发生产品转换行为；通过进口产品转换，中间投入品生产要素流动引起企业要素密度的变动，最终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经验研究显示，进口中间投入品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40个百分点，进口产品转换则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26个百分点。企业通过进口的二元边际提升资本密度，但扩展边际的作用要大于集约边际。因此，通过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减少企业中间投入品进口及其进行产品转换的外部政策约束，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并进而改善整个经济体的生产与贸易结构，最终推动中国贸易发展的转型与升级。

本文致力于检验当全体居民的努力提高之后，由外部环境差异导致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能否显著降低，从而回答“努力能否改变命运”的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将CGSS样本按出生年代划分为“50后”、“60后”、“70后”和“80后”四个群体，采用基于随机参数Logit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构造所有个体均付出最高努力时的“反事实”收入分布，测算并比较实际收入分布和“反事实”收入分布的机会不平等指数，从而检验努力提高能否改善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程度。结果显示，四个出生年代居民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占比达到35%-43%；当所有个体的努力达到最高程度时，“50后”居民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仅降低498%，“60后”和“70后”居民机会不平等的降幅高达50%左右，而“80后”居民机会不平等则降低22%；优势和劣势环境群体因努力程度提高而实现的收入增长幅度不同，是不同出生年代机会不平等指数降幅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政府应致力于弱化外部环境的影响，提高努力的回报，对因外部环境不利而陷入贫困的居民进行重点救助，为弱势群体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创建足够的平台和畅通的渠道。

本文应用匹配理论模型，将地区经济差距与劳动力流动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全面分析，考察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微观基础。劳动技能与工作任务的互补性导致了劳动力技能水平与工作任务复杂性之间最优的正向排序匹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根源主要在于东部地区引入了相对更多的高技术型工作岗位。随着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松，中西部技能型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进一步拉大了地区发展差距。本文还对民工潮与世界工厂、民工荒与产业转移、中西部人才东流、地方保护主义等重大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一定的理论解释。

本文利用2005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信贷寻租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信贷寻租和融资约束都能显著抑制企业创新，当企业遭遇信贷寻租时，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制约作用更强。可能的原因是，信贷寻租减少了企业的创新利润，挤出和替代了企业的创新资金。在更替融资约束的测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运用工具变量和PSM方法弱化信贷寻租和融资约束的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本文进一步按照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和资本要素密集度划分样本进行分析，发现信贷寻租加剧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严厉打击寻租腐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本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企业创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有效方式，是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渠道，也是中国政府推进绿色转型与构建可持续发展，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中国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建设项目下的绿色工厂创建为准自然实验，深入探究了自愿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效应和机理。结果发现：绿色制造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机制分析发现，绿色制造主要通过绿色工厂企业自身实施降污减排等绿色转型措施、绿色投资者增加关注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实地调研产生的倒逼效应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更高的公众环境关注度和更严格的地方政府环保规制力度能够强化绿色制造的影响效应。经济后果分析发现，绿色工厂创建引致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一方面促进了企业研发、绿色创新和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带动了供应链企业的产品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也驱动了地区层面环境质量的提高。本文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与决定机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也为绿色制造体系示范项目和自愿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政策评价与现实启示。

作为人力资本“非认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的重要因素，人格经济学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新兴热点。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大五”人格特征对于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基于微观一手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开放性、严谨性等积极的人格特征对于劳动力工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而言，以开放性为代表的创新型人格特征较为稀缺，其对于工资收入的边际贡献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开放性人格特征为例，选取处理效应的识别策略，就人格特征对于劳动力工资的因果效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开放性人格特征对于工资收入的促进效应均在至少5%显著性水平上满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而以员工冒险精神、风险偏好指数作为开放性人格特征的替代变量，也得到了相似的估计结果。

 本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利用我国2000—2006年县级企业所得税税率和营业税税率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县级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问题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县级政府在其辖区内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和营业税税率上都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竞争行为；第二，县级政府在外资企业税率上的空间竞争程度要明显高于它在内资企业税率上的空间竞争程度；第三，县级政府与地级市外邻县之间的空间竞争程度显著高于它与地级市内邻县的空间竞争程度；第四，位于内陆省份的县相对位于沿海省份的县，其对邻县的税收政策更加敏感，说明前者在与邻县的竞争过程中更加注重税收上的竞争。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