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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中国经济既要做实更要做优
时间:2018-04-11       稿件来源:新供给经济学论坛微信公众号
    学者简介: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近期就中国经济发展发表观点。
 
    做这个分析是从两个方面来看,需求侧主要是高投资触底,高投资是三大举措,基础经济投资、房地产和出口,三大举措基本都触底,包括大家关注的房地产投资,峰值在2013-2014年,之后总体呈现下坡路,最近几个月房地产投资剔除价格因素已经出现负增长,从需求侧来讲已经触底了。
    KPI经过54个月负增长,2016年9月份进入正增长,去年还是大幅度的回升,有点资产泡沫了,大宗商品泡沫。工业企业利润经过了一年多的负增长进入了正增长,去年的利润还是不错的,这也说明了去产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效果,供给侧基本触底了。需求供给都触底以后,经济开始触底,有人的判断,很多人比较乐观说中国经济又往上走了,2017年增长6.9%,又引起了很多人的想象力,是否会往上走,我认为不会的,所谓的经济触底进入中速增长期,确切的含义就是稳住了,不再明显的往下走,逐步是中速增长的平台,这个中速增长的平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就一定把数字搞那么高。
    2020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速度也就是百分之五到六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这个速度的高和低,一定要和所处的增长阶段挂钩,以它作为参照系来分析问题。比如在高速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可能是10%,实际增长了7%,速度就比较低了;到了中速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就是百分之四到五之间,增长百分之五到六就算高增长了。我觉得大体上中国经济就是这样的格局,中速增长期这个平台如果转型比较顺利的话,大概还可以持续十年左右,这就是一个大的判断。
    这样的说法和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应该是比较符合情况的,更重要的是符合十九大提出的高速增长,高速发展这样一个大的格局。这次把就业的指标出示了,而且作为预期的指标提出来,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因为高质量发展,发展目标需要做一些调整。GDP这个指标是国际上通行的,本身倒也不是说一定不能用,但是我们过去把GDP摆的位置不大合适,所谓的GDP挂帅,其他的指标全向它看齐,这就会带来问题。
    追求高质量发展以后,有人提出了是否把就业作为一个主要的指标,更加一线的指标,或者说把一些反映经济效益可持续性,稳定性的指标放在更突出的位置,GDP将来就作为预期性的,或者是结果性的指标。质量效益、就业这些看着都不错,对应的GDP指标是多少就是多少。因为国际上通行的是把就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如果就业比较充分的话,反映了这个社会宏观经济,各种资源的利用水平是比较合适的。这次把就业的指标提出来了,作为一个预期的指标,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应该说有待于逐步的适应快速发展的需求。
    下一步怎么样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次政协我做了一个提案就讲高质量发展,当然现在讲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能说现在就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了,现在只是朝着这个方向转,目前我认为是顺利地实现这样一个板块,不能说现在就是高质量,怎么能转向一个真正的高质量和发展呢?可能最近几年的时间,特别是所谓的三大攻坚战,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前,这三年内是给进入高质量发展要打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经济这三年是要做实做优,而不是人为地推高,我想大家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是金融的问题,因为金融风险这个事大家讲得比较多,但是经济转型的角度讲,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中国台湾和日本这些地区经过了高速增长以后进入了中速增长,都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严重的出现了金融危机,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的是经济转型发生以后,金融风险形成的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在高速增长期有一个相当强的吸收,分散或者是后推风险的功能。举个例子,我们曾经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几大国有银行当时不良资产比较多,剥离出来搞了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当时说是不良资产,很多人是不愿意接的,但是过了没有几年以后,这些资产大部分变得很好了,不是说工厂已经不行了,设备已经找不见了,人都再就业了,就是那块地价格翻了好几番,值钱了,也就是说高速增长带来了资产价值的上升,风险就化解掉了,都不是风险了。但是现在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以后这个条件就不具备了,我认为主要的上涨期已经过去了,更多地会看到相反的情况,以前不是风险现在也成为风险了。何况目前经济运行中,金融体系中的风险点是比较多的,最近讲得比较多的是防范重大风险首先是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中间摆在前面的就是地方债,其中主要的不是17万亿,这基本是可控的,关键是隐性债务,主要是地方的债务,PPP这些东西,这些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地方政府最终是要承担偿还责任,这块根据一些调查,有一些地方比明面上的债务数量是要多的,有一些多的不是一倍。最近中央在防控金融风险时特别关注这块,态度也很坚决。
    很多地方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干这个事,他们也知道负债率高了有风险,还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还是想把GDP往上高,往上搞就只有搞投资,政府能够抓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我感觉到中国目前基建投资占比重过高,可能是目前中国结构不合理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把这个结构适当地调一下,基建的增长速度稍微放缓一点,对化解风险会有好处。
    第二个事情是降成本。现在的成本很多人讲得比较多的是税收问题,包括咱们一些制度性的成本,这都是很突出的,但是我觉得希望现在有一个成本是很重要的,我是起了个名字,我叫基础性成本,就是五大成本,为什么叫基础性成本呢?就是全社会的实体经济,包括了制造业,同时也包括了服务业,包括了我们的生活,这些东西都是作为成本表现出来的。
    为什么你的成本这样高,除了资源禀赋的问题之外,主要是我们这几年相关的领域形成的垄断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缺少足够的竞争,成本肯定是高的。下一步是能不能推动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问题,这方面能否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很多年了,比如石油和天然气,三桶油依然存在。石油交易中心在搞石油交易期货,要把国内的市场打通。再一个是通信,中国是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电信消费者,但是我们的资费水平并不低,最近说降,一定要创造一个自降的机制,我一直建议能不能以民营资本为主,搞一到两家基础电信运营商,竞争之后价格一定会下来,而且到那个时候不是要它降,是自己要降,为了维持市场份额一定要降价。降成本的改革一定要加快,高质量首先是从降成本开始,这一关过不了发展无从谈起。
    第三,形成一个好的机制,因为高质量发展这个机制到底是什么,这些东西管用的办法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办公室想出来的,也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还是要在市场经济竞争的第一线探索,去试错。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因为中国这么多年高速增长,地方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一级政府就是一级竞争主体,这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西方国家有相当大的差别,很重要的一点是竞争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我认为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当然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也不要低估其意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的作用很大,所谓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地方政府找出很多管用的办法,搞开发区,搞大项目,改善投资环境等等。下一步搞高质量发展还要鼓励地方政府,地方基层包括企业去试,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已经有一些新的办法出来了,比如说抢人大战,最近很多公司抢人,大学毕业生,说给钱给房给户口。现在不仅仅是高端人才,普通劳动者也短缺,目前找一个保姆比找大学生还难。我们这么多年,对待城市的外来人口的态度,一直是挡着不让进来,户口的问题,公共服务的问题,我认为目前这些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很多城市这些情况发生变化以后,这个政策必须要调整的,到底是吸引人还是排斥人,最后就决定了这个城市未来的竞争力。中国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所谓的动力,一个是讲了三大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人力资本起了很大的作用,要把人留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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