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十二五”时期，中国的传统煤烟型污染与臭氧、PM2.5、挥发性有机物等新老环境问题并存，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工业与交通环境污染交织。2015年首批开展监测考核的74个城市平均超标天数比例达28.8%，冬季重污染天气高发，城市附近黑臭水体大量存在，生态足迹增速远超生物承载力。随着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目标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逐步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长期以来的要素价格扭曲已经对粗放式增长模式产生锁定效应（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创新面临着诸多制约，地方政府依赖于传统产业及其生产模式来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为完成中央制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地方政府屡屡采用突击式的减排措施强制生产企业限电限产，这不仅会加剧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还往往带来相关行业市场的剧烈波动，部分企业甚至在来年突然释放产能并引致能耗和污染排放的报复性反弹，导致区域环境质量迅速恶化，使民众的环境福利蒙受损失。
    1994年以分税制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并对早期的区域公共品供给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改革的弊端随着时间推移也逐渐显现，譬如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的财税收入，可能在地区经济与税收竞赛过程中加剧地方保护并阻碍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二十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动态偏好也逐渐产生了不一致的情况。其中，受“晋升锦标赛”机制驱使的地方政府竞争及其衍生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不仅严重制约了劳动力、资本和资源能源等要素在全国市场中的有效、合理流动，源于要素扭曲的能效低下（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和环境污染问题也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阻力。早期的不少研究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所产生的经济和效率损失进行了评估，也证实了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带来的资源错配问题确实降低了区域的发展质量（Young，2000；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刘培林，2005）。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环保诉求开始对环境质量评估和地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Zhang et al.，2015），表明民众对于自身环境福利的关注度正趋于增强，但有关中国的地方保护及资源错配对区域环境福利变化影响的研究迄今依然鲜见。
    《地方保护、资源错配与环境福利绩效》一文基于中国作为典型不均质大国的现实国情，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视角探讨资源错配对于区域环境福利绩效的影响。在关键指标的测度方面，利用修正的价格法评测了中国各省的要素市场分割水平，同时突破了传统研究仅考虑宏观要素投入与产出的局限，将环境污染对社会公众健康的影响一并纳入区域绩效评价，构建关联网络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度区域发展绩效，并将其分解为宏观经济绩效与微观环境福利绩效指标。在实证研究中，文章在探讨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关系的基础上，针对区域空间异质性与空间相关性特征，采用空间误差、空间滞后和空间Durbin模型等系列空间计量分析，系统分析了地方保护和资源错配对区域环境福利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各区域以要素市场分割刻画的地方保护水平呈较明显的南北分布差异，要素市场分割水平呈现先发散而后收敛的态势。以要素市场分割刻画的地方保护将加剧区域资源的错配程度，合理适度的财政支出规模、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均可能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等途径为资源合理配置提供有力支持，从而抑制了资源错配效应。第二，并无直接证据证实地方保护和资源错配影响了区域宏观经济绩效。相较之下，地方保护及其引致的资源错配均对区域环境福利绩效有显著抑制效应，证明地方政府通过扭曲要素价格来提升地方保护水平也将扭曲区域环境福利绩效。地方保护可能在短期内起到扩大产出规模和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绩效改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环境污染对区域发展的抑制效应，区域居民却将承受环境福利受损的发展代价。第三，地方保护及资源错配不仅会损害本地区环境福利绩效，同时还将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剧邻近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损失。其他地区的公众环保诉求在遏制本区污染产生量的同时，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宏观经济绩效，表明区域的环境问题存在高度紧密的空间关联性，具有“治则两利，废则双输”典型特征。工业所有制结构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更能说明加快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未来应统筹各地区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通过区域之间的合理联动共同释放国企改革的红利。
    就政策含义而言，文章建议加快破除中国各区域之间的地方保护壁垒，鼓励通过区域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来促进各类要素自由流动，使客观真实的价格体系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准确指示信号。由于传统孤立的区域粗放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未来更应强调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应建立健全污染防控信息共享机制，同时针对能源节约与污染治理等关键技术展开区域协同创新。此外，还应摒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指标的地方政绩考核标准，地方政府应在尊重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科学谨慎地运用经济调控手段，协调兼顾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使民众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享有更优质健康的环境福利。
    文章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3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1001，71471001）、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2-0595）和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AHSKZ2014D01）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