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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城市经济学者论坛”综述
时间:2018-09-20       稿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环境恶化、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等一系列问题。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城市经济学正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城市经济学者更是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经济研究》编辑部共同发起“中国城市经济学者论坛”。本论坛旨在为城市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构建一个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并成为本领域的年度学术盛会。
    首届中国城市经济学者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于2018年6月10日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城市崛起与城市经济学新发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等国内外数十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分别致辞,会议分别由《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和《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张永山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作了《历史瞬间和特征化事实——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及其新内涵》的主旨演讲,指出城市化实质上是一个库茨涅茨过程,同时城市化也是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并详细阐释了中国特色城镇化的三个特征事实:农村改革推动劳动力的退出、新增就业促进劳动力流动、渐进式改革清除劳动力进入城市的体制障碍。他还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三大内涵:在劳动力退出农村方面,由制度激励引发转向由生产方式进步引发;在劳动力流动方面,由空间的横向流动转向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在劳动力进入城市方面,由以劳动者身份进入城市转向由以居民身份进入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倪鹏飞研究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贺灿飞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陆铭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郑思齐副教授(终身教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陆毅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周京奎教授围绕“中国城市崛起与城市经济学新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圆桌论谈。倪鹏飞认为城市经济增长是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和基础,中国城市崛起为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为提炼城市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奠定了实践基础,中国城市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有助于揭示城市发展的多方面规律,同时城市政府作为城市的代理主体参与城市竞合,对城市发展十分重要。贺灿飞认为应从基本概念出发厘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城市的边界,重视城市的异质性,注重从区域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同时在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引入政治、文化、制度等因素以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并积极与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等学科交叉融合。陆铭认为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应更多关注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资源配置问题,同时在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应注意中国的特殊性,即巨大的人口经济体量、发展中国家特征、经济转型特征、历史遗留的计划特性以及新技术和新需求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郑思齐认为城市经济学应提炼一般的理论框架体系,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进一步扩大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同时中国城市经济学者也应该进一步扩大在国际城市经济学界的影响力。陆毅认为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大大增强以及研究方法的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正处于最好的时代,中国城市经济学者应更多注重调查研究,总结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扩大国际影响力。周京奎认为,一方面在中国城市内部、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体系内部存在非均衡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和城市之间也存在严重的非均衡问题,这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重要命题,即在理论上如何考虑乡村和城市均衡发展问题。
    本届论坛包含八个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群与城市发展、房地产与城市发展、人力资本与城市发展、信息技术与城市发展、产业与城市发展、交通与城市发展等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
    一、 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发展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现状,丁如曦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城市空间格局,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城市间联系具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呈现为东西两端顶级城市间联系密切且跃过中间地带绝大多数城市的“过顶联系”形态。邹旭鑫则研究了中国不同区域间的人口空间分布,发现中国四大经济区分别呈现不同的人口分布规律,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相对东部和西部人口分布更加紧凑,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人口在市区聚集程度相对较高。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徐淑贤认为小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城市的扩张,它取决于有车和无车居民的人口分布模式。卢天一认为,通勤系统和建筑技术的发展或者生产力的提高,将扩大中心商亚区(CBD)和次中心的最佳规模,次中心的位置取决于相对生产力、地面空间依赖、建筑技术、通勤系统、世界市场以及与CBD的距离。梁骁认为,公共品供给端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难以弥补城市快速扩张引致的需求,加之市场进入壁垒较高、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以医疗、教育和公共交通为主的民生资源紧张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将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刘朝良研究了资本配置效率与城市规模分布的关系,认为资本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大中城市偏少、小城市数目过多的重要原因,同时资本扭曲还会带来劳动力配置的扭曲,这种双重扭曲加剧了当前中国居民的福利损失。张晓玲则认为,国家之间或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变化,不是导致经济活动集聚或分散的原因。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崔广亮认为城市集聚和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区域差距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孙斌栋认为,就业空间结构和经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平均效应,但城市规模对其存在调节作用,城市规模越大的城市,多中心结构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姚永玲认为,人口密度和空间开发强度对城市效率都有显著负作用,紧密的交通联系有利于提高城市经济效率,我国城市的经济效率主要来自人口规模的扩大和空间扩张,而不是城市的紧凑发展。刘修岩认为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尽合理,中小城市的集聚效应远未充分发挥,超大型城市的拥挤效应已初步凸显。因此,应鼓励中等规模城市的发展,形成多中心且功能互补的城市网络体系。
    城市群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一种形式,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孙博文认为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实现本地与异地经济增长的“携手并进”,长江水运航道强化了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溢出效应,而行政边界不利于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溢出效应的发挥。谢宝剑认为,受行政区划的影响,我国城市群被各类行政边界所切割,城市群内部一体化发展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难以实现联动发展,最终导致城市群发展的水平较低。唐为认为,根据市场分割程度确立的城市群与政府规划的城市群范围存在差异,规划的城市群内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问题,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是造成行政壁垒以及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集权化的区划改革有助于改善行政区之间的协调和市场整合。姚常成认为,城市群网络外部性有利于提高城市群内城市的经济效益,且对集聚水平偏低的中小城市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吴友认为,地方政府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获取的隐形补贴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利行为,对城市群的市场整合、功能分工、经济联系产生了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维度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
    二、 房地产与城市发展
    关于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及成因,易成栋分析了转型中国的社会分层与住房财富不平等,认为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1995年、2008年和2013年间整体表现为先降低再增大的趋势。皮亚彬则研究了中国城市土地供给结构对住房价格的影响,认为土地供给结构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地方政府干预土地利用结构的行为会进一步影响到相邻地区的供地策略,客观上助推了区域住房价格的上涨。赵娅从政企合谋的角度解释了高地价与高房价,认为地方政府更有可能与在地块周边拥有在售或待售楼盘的开发商合谋,并且合谋会显著推高地价进而带动房价上涨。郑燕巧研究了城市多中心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认为地铁可得性与房价的关系并不总是正向的,邻近地铁站对于房价的影响机制十分复杂。地铁站能否实际提升通勤效率,以及城市中心区和边缘区是否相对独立等因素,都会影响地铁与房价之间的关系。毛丰付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研究了企业投资行为,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企业拿地投资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却对制造业企业科创投资产生抑制作用。樊纲治研究了官员激励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认为平级调动担任以及任职时年龄越大的市长或书记,由于政绩需求更强,会显著地推动当地房地产开发投资,进而对辖区产业结构转型中服务业的发展产生显著的负效应。彭冲则认为,地方官员换届是引发新城建设的重要成因,相对年轻的官员会更有动力建设新城。
    关于房地产市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蒋佳伶从家庭幸福的角度出发,认为住房财富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作用,住房财富可能通过提升家庭消费、减少劳动时间、缓解信贷约束影响家庭幸福。周广肃从住房购买需求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近年家庭杠杆率急剧上升的解释,认为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刺激了家庭必需型和投资型住房需求,并推动了家庭杠杆率的急剧攀升。周颖刚研究了房价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认为居住地的房价越高,劳动力越倾向于流出该城市。周华东研究了房价上涨与制造业就业的关系,认为中国房价上涨并未导致制造业“用工难”,即便房价上涨对制造业就业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正向的“需求效应”和“抵押担保效应”使得房价上涨最终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雇佣。曹清峰研究了房价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认为房价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过高与过低的房价都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总的来看全国层面房价收入比的合理区间为3.64—13.72。张洋子研究了房价对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多重影响,认为房价与城市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房价只有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才能有助于城市竞争力的提高,过高或过低的房价都不利于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席强敏研究了土地价格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认为工业用地价格对城市工业效率提升具有显著选择效应,该选择效应主要源于异质性企业对进驻土地成本承受能力的差异。刘凯认为,现行土地政策并非最优,过高的商业及住宅用地价格抑制了服务业发展和居民消费,因此中国应该降低非工业部门的土地要素价格以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张莉认为,地方政府期望通过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向企业出售工业用地,以期达到“集聚效应”来提升地区生产率是无效的,地方政府应设置“价格壁垒”淘汰低生产效率的企业,通过“选择效应”提升特定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余华义研究了地价与城市蔓延的关系,认为高地价、低通勤成本以及政府土地财政制度会促进城市蔓延。
    关于住房政策问题,朱恺容认为限购令具有政策有效性,实施限购令将使房地产交易市场中的房价下降10.4%,限购令对其他市场领域产生外部溢出效应。邹琳华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对北京房价进行了重复交易指数分析,确认了2017年“3·17”调控后北京房价下降的真实性。张燕江研究了交易税在抑制房地产泡沫中的有效性,认为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如果在买方承担印花税或其他政策干预之前植入卖方的印花税责任,可能会造成市场锁定效应,增加住房市场的非流动性,从而抑制后续政策的有效性。赵文哲研究了住房限购政策与土地出让的关系,认为住房限购政策显著降低了住房用地的出让价格,这主要是由于住房限购政策会降低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进而降低其对住房用地需求,这导致住房用地价格出让的下降。朱俊丰认为,中国住房市场的困境表面上看是高房价绑架了国民经济,而背后的实质则是住房需求的双重属性干扰了国民经济。在调控措施方面,建议以“盯住价格为主的模糊应急调控”转变为“盯住属性为主的精准长效调控”,针对“调控对象、调控主体、调控标准、调控内容”重构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
    三、 影响城市发展的其他方面
    城市发展本质上是人口的集聚,因此研究人力资本流动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关于人力资本分布的影响因素,李世刚认为城市规模可以提高人才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效率,大城市通过引导更优秀的人才进入生产性的私人部门就业,进而提高人才配置效率。张晓楠认为,空气污染对于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劳动力为了良好的环境质量而愿意牺牲部分收入,而空气污染对于不同劳动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陆铭认为,影响当代城市层面人力资本的力量主要有三种:历史继承的人力资本、高校调整造成的政策冲击以及当前的人力资本流动,目前大规模的人才流动正在使得人力资本空间分布趋向于历史分布。梁爽认为,市场潜力优势带来的人力资本提高是由于城市内市场潜力,即本市经济发展情况,并非城市区位。倪克金认为,面对面交流有助于增强人力资本外部性,对服务业企业来说,来自服务业行业内企业间、行业间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会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加强,而来自制造业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则随着城市规模增大而减弱。关于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梁超认为低技能移民有助于提高本地居民的收入和工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城市,低技能移民带来的正面效应越大;在人才争夺战中吸引高端人才的同时排斥低技能移民,会削弱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降低本地的劳动生产率。金江认为,人口多样性显著改善了本地居民的幸福水平,人口多样性对本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对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贵祥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构建了全面完整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数,通过对京津冀三地2006—2016年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分析,认为京津冀三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均呈好转趋势。秦志龙以京沪高铁为例,认为高铁开通具有显著的空气治理效应,能够有效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尤其是对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更加明显。王湛认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社会福利差距存在不确定影响,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结构没有使城市经济发挥对农村经济的引领作用。
    随着中国高铁网络的快速延伸,高铁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涵认为,高速铁路的开通显著提高了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且高铁线路越近的企业受到高铁的影响越大;进一步地,高铁对雇佣技术工人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远大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张亦然认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服务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高质量等级的高铁对于服务业产值密度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开通连接大城市高铁线路的服务业集聚效应要好于开通未连接大城市的高铁线路。
    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程名望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互联网对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影响趋势,目前互联网普及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已经越过拐点,表明互联网技术给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了重要的“机遇”。龚维进则考察了宽带互联网对中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认为宽带互联网能够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直接效应和长期间接效应,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和区域经济趋同注入了新动力。
    金融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两者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陈杰认为,在城市发展金融化演进过程中,城市经济容易出现消费品部门和资本品部门的金融资源错配,而城市发展金融化又具有自反馈增强机制,因而容易产生金融化的非理性繁荣。城市发展金融化对经济效率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可以通过协调各部门的生产分工,提高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会扭曲市场结构,使资本品和金融服务的市场规模过度提高,而消费品的市场规模则严重萎缩。武岩则考察了外资对城镇化的跨区域作用,认为FDI对中国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存在负面影响,但是内陆和沿海地区的FDI具有不同的溢出效应:内陆地区其他城市的外资可以促进内陆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而沿海城市的外资阻碍了内陆城市的城镇化进程。
    财政税收对城市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广君研究了税收分成对企业迁移的影响,认为对于中心区域而言,税收分成比例与企业迁移意愿呈现相反关系,最优税收分成比例随区域间贸易成本的增加,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曲线关系。韩立彬研究了转移支付与空间劳动生产率损失的关系,认为给予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多的转移支付不利于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沈立研究了财政科教支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财政科教支出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一效应的发挥受到现代交通网络体系的影响。
    此外,李瑞茜从技术邻近度和技术复杂性的角度研究了技术变革问题,认为技术邻近能促进省份技术升级、阻止技术失势,而随着技术复杂性提高,技术邻近促进省份技术升级的可能性降低。周沂研究了区域潜在比较优势对出口升级的影响,认为一个地区的潜在比较优势会显著影响该地区的出口规模扩张与产品质量升级,且长期效果大于短期效果。林建浩研究了城市文明资本的问题,认为城市文明资本有助于提高合作水平和规范意识,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缓解公共困境问题,并且城市文明资本的演化与累积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结果。汤玉刚研究了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认为相对于优质小学,优质初中是“购房择校”需求的主推力,因此初中教育质量的均等化是促进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均衡、化解高价“学区房”难题的政策着力点。田超岳研究了房地产合约终止的问题,认为房价上涨增加了房产出售的可能性,并减少了退出合约的机会,而不稳定的房价和更高的地方失业率增加了退出合约的可能性。
    四、 结语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历史。中国城市的崛起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为中国城市经济学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今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首届城市经济学者论坛应运而生。本届论坛聚集了许多国内外城市经济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和青年学者,为我国城市经济学领域的广大学者提供了学习交流、共同提高的高端平台。论坛举办期间,与会学者积极展示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并就各项成果展开热烈探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贡献了一份力量。为此,城市经济学者论坛衷心希望与国内外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一起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入下去。

  •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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