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感谢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主题报告和28个分论坛的记录人，特别感谢罗冲、孙炜锋对文稿写作的帮助。文责自负。在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17年9月23—24日在暨南大学隆重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本届论坛共收到来自国内外青年经济学者的应征论文429篇，其中155篇论文入选，应征论文数创历年新高，质量也明显提升。应征论文几乎涵盖了经济学的所有领域。论坛召开期间，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300位著名学者以及青年经济学者齐聚一堂，就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论坛开幕式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少波教授主持。开幕式上，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高培勇研究员分别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们对一大批优秀青年经济学者带着自己最新研究成果云集暨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表示热烈欢迎；对广大青年经济学者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使命和担当寄予厚望。随后，论坛理事会秘书长、《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作论坛工作报告，介绍了一年来的论坛筹备工作以及理事会成员单位的相关情况。之后，刘少波院长宣布“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2017）”获奖名单，胡军校长与高培勇所长为获奖者颁发了证书。
开幕式后是大会主题演讲，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龚六堂教授主持。中央财经大学前校长王广谦教授作了题为《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若干问题》的演讲。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证明了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也表明更需要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他鼓励青年学者：一要有理论自信与创新，应将经济学研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积极推动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二要有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理论研究要为国家战略和最广大人民服务；三要勤于思考、敢于质疑，要具有批判思维，在质疑、批判、思考中进行创新。南京大学校长助理范从来教授的演讲题目为《增长与共同富裕的统一》。针对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在研究了江浙两地贫富差距的差异后，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物价稳定是益贫式增长的必要条件、充分就业是益贫式增长的基本导向、创新创业是益贫式增长的主要渠道、最低工资制度是益贫性增长的重要抓手等，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新思路：采用益贫式增长方案来缩小贫富差距，让利给更贫困的人群，使得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收入增长比例大于平均增长率。西南财经大学前副校长刘灿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中国转型期个人收入和财产差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社会成员之间分布的巨大差异，加剧了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她提出要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共享式发展来解决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矛盾，同时调节收入和财产，实现共享经济发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袁志刚教授在《宏观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与金融风险积聚》的演讲中指出，2008年以后，由于实体经济回报下降，资本大量集中在拥有高负债率的房地产行业，加之央行推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积聚了较大的风险。他提出了如下解决思路：（1）中国必须完成经济动力转型，包括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要完成供给侧改革，改革与完善金融与土地等要素市场。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学院院长王春超教授作了题为《地区农业初始条件与创业选择行为》的演讲。他以温州、潮汕这两个地区为例，研究并验证了如下猜想：（1）农业初始条件越好，居民创业的概率越低。农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往往会有较高的创业率。（2）农业初始条件无论对微观主体选择自雇型创业还是雇主型创业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对前者的抑制效应更强。（3）农业初始条件只对农村—城市移民和农村居民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城镇居民影响则并不显著。
大会主题演讲之后是分论坛演讲与讨论。本届论坛共设28个分论坛（其中专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论坛，以及3个英文分论坛）。以下分五个方面分别进行综述。
一、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
（一）财政政策
陈创练等基于时变参数模型构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指标，并分解测算了我国财政支出和政府融资的时变冲击乘数、时变累积乘数以及时变现值乘数。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冲击乘数的政策效果呈减弱趋势；政府消费冲击乘数的政策效果亦呈小幅下降态势；政府税收冲击乘数的政策效果显著为负且相对较为稳定；债务发行五年期冲击乘数呈显著下降趋势。朱军和李建强构建了含银行部门、资本品供给者等主体的多部门NKDSGE模型，讨论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最优的财政政策规则。研究发现：存在财政压力时，财政政策乘数效应明显降低；引入财政规则后，财政政策应对债务的强度提升，其乘数效应会显著增加；短期最优的财政政策规则是混合规则，长期最优的财政政策规则是单一的盯住债务的规则。王燕武利用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VAR和累计折现乘数式子，测算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支出乘数。研究发现，在控制地区财政要素差异之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政府支出的短期乘数约为2.95和0.60；长期累计现值乘数约为4.61和1.61。由于企业存货投资对政府支出变化的高需求和边际成本敏感性，越是存货企业集中的区域，政府支出乘数会越大。
（二）货币政策
许志伟和刘建丰将异质性收入和流动性约束引入标准的新凯恩斯框架，研究了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及多种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定作用。分析表明，收入不确定性上升时，家庭会预防性地增持流动性资产（货币），并对生产性风险资本的供给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导致总需求变弱、经济下滑；与数量型规则相比，以利率为工具的价格型规则由于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价格而具有更好的稳定效果。赵扶扬等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中介和房地产市场的DSGE模型，并同时引入了金融摩擦，形成了银行杠杆放大机制和企业抵押融资放大机制的交互作用，解释了中国2009—2016年间银行信贷快速增长的同时房地产市场也保持了高度繁荣这一现象，并发现货币政策冲击中的从量信贷政策冲击与房屋需求冲击高度相关，是驱动经济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高然等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对我国的银行体系进行刻画，通过引入商业银行的信贷约束机制，解释我国影子银行融资规模的逆周期特征。模型分析表明，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环境下，中央银行加强对商业银行存贷比指标的监管，促使商业银行将资金转至表外，借由影子银行绕开金融监管，实现监管套利。彭俞超等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生产资本、房地产和货币三种资产的“经济增长—资产组合”模型，探索了房地产风险对货币流向及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模型表明，提高货币增长率具有二重效应，一是通过降低货币的实际收益率提高人们的非货币资产持有，推高经济的储蓄率，推动经济增长；二是通过影响资产组合降低生产资本与房地产的比例，加剧“脱实向虚”，抑制经济增长。当房地产风险较低时，结构效应将占主导，货币增长率的提升只会导致资金不断流向房地产，并阻碍经济增长。郑挺国等推导了一条包含预期房价失调和滞后房价失调的最优利率规则，并利用两阶段极大似然方法估计了中国季度利率对通胀、产出波动和房价失调的时变反应关系，从而回答央行货币政策是否盯住了房地产价格失调以及何时盯住的问题。研究发现：央行在2013—2016年间更加关注房地产价格失调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平稳增长带来的潜在威胁，而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失调的动态反应特点也充分体现了“间接反应观”在我国的适用性。邓贵川和谢丹阳通过引入支付时滞建立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研究支付时滞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支付时滞通过资源配置时间错配和加剧货币错配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居民福利损失；如果央行忽略支付时滞，将加剧资源配置扭曲和居民福利损失。张琳和龚六堂基于完整传导机制、工具及周期的现实视角，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协调及绩效问题。研究发现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在货币市场上有效控制了本应由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而准备金率的调整，危机前更多出于对银行体系信贷的抑制，危机后则更多是针对外部因素；中国货币政策及所有工具的绩效均显著，数量型工具在根源上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甚至强于价格型工具。
（三）资源配置与宏观生产率
罗会华利用PWT90数据集估计了1995—2014年169个经济体构成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在世界生产前沿下测算了中国1995—2014年的TFP增长率。研究发现在随机因素影响下，中国TFP年均增长率为00282，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分别为6828%、699%和3790%。张钟文和伍晓鹰构建了一个基于总产出行业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框架，在对中国1980—2012年的经济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探索了资源再配置效率的行业来源，发现农林牧渔业和房地产业分别是带来劳动再配置效率和资本再配置效率表现的主要来源，而“加入WTO”和“抓大放小”国企改革都有利于提升资源再配置效率。牛梦琦等在Hsieh & Klenow (2009)的核算框架中引入了产能利用率和企业动态决策行为，研究了资源错配程度及其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不考虑产能利用率的模型相比，基于考虑产能利用率的模型所测算的实际生产率分布和收入生产率分布的分散程度更小，达到最优配置的再配置程度更低，TFP效率改进程度显著降低。雷文妮和龚六堂将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推广到小国开放经济中，内生化企业进入行为和出口选择，分析了行业进入壁垒和出口成本的下降如何影响生产率。研究发现，行业进入壁垒的下降直接带来了企业数目的增加，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增加了消费和总产出；而出口成本的下降同样也带来了企业数目和出口企业数目的增加，提高了消费和总产出水平，但是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
（四）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
范洪敏和穆怀中通过选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样本国家和地区，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中等收入阶段跨越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总抚养比水平和少儿抚养比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提高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加大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张辉和黄昊借鉴多部门增长模型，从生产角度探讨技术进步对结构转型所产生的相对价格效应。研究发现，1978—2015年全国层面的三次产业技术进步率（TFP）与其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郭凯明等在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规模的增长，以及投资的产业增加值构成和市场摩擦等重要特征，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供给增长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影响显著，平均降低了农业就业比重72个百分点，其影响相当于降低20%左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成本。钞小静和谭晓鹏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实证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其贡献主要在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通过经济增长条件维度的人力资本机制、经济增长过程维度的消费需求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结果维度的收入分配机制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的显著正向影响。李文健等将城乡二元经济模型为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且工资内生的两部门经济，并将高收入低要素替代弹性的部门视为城市，低收入高要素替代弹性的部门视为农村。研究发现，一般均衡下最优所得税边际税率是较为平坦的，城市部门的最优商品税税率较高，最优商品税税率差距则随着部门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
杨耀武和杨澄宇通过构建两期的世代交替模型，在个体优化决策的基础上加总得到社会总消费，并将总消费表示成社会总收入、金融财富和房产财富的函数形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房价涨幅、金融资产收益率、购房抵押贷款首付比例以及有无反向抵押贷款政策等因素对居民财富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并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金融财富和房产财富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房产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金融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梅冬州和温兴春构建了一个多部门的小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在放大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的同时，导致我国各项宏观经济政策难以权衡，陷入两难困境。
二、 微观、政治与区域经济学
（一）微观经济理论
戴治勇研究了司法实践中防卫行为很难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而完全免于处罚的问题。研究发现，把预期侵害作为防卫人的私人信息，法官不可识别，并引入防卫失败的可能性，可以成功地解释为什么正当防卫很难被认定，最优防卫威慑取决于防卫造成的损害，以及同案不同判等问题。曲创和刘重阳研究了网络平台作为供需协调者时的信息策略，使用加入用户预期的双边市场模型解释了平台在不同竞争程度下的策略动机和结果。研究表明竞争环境下平台的策略行为会降低信息传递效率，垄断平台在两边市场约束下将更符合用户的目标追求。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例证表明，搜索引擎在技术上实现的信息匹配效率与市场竞争策略存在根本的矛盾，竞争性市场中的搜索引擎对夸张或虚假的广告存在宽容动机，导致搜索结果出现“劣币现象”。章平和刘启超基于兰彻斯特法则的个体行为博弈拓展模型和一个跟踪观测的、类似准自然实验的城中村合作治理案例分析发现，异质性程度大的群体也可以实现自发合作治理，其中的关键要素是自组织的制度性存在，特别是符合个体稳定预期的内生惩罚制度。王湛利用“摇号券”(LT)算法重新证明了参与者异偏好拥堵博弈中纯策略纳什均衡的存在性，通过加入房屋交易市场模型中的“首位交易循环”(TTC)算法，结合“摇号券”(LT)算法设计出“LTTTC”算法得到优化后的纯策略纳什均衡，证明了此均衡就是强纳什均衡，由此得到其存在性定理，并进一步探讨了强帕累托最优纳什均衡的条件。燕志雄和李仲乐针对Neher的分阶段融资模型，引入项目投资回报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家与风险投资方的有限理性假定，探讨了风险项目的最优融资路径如何受到回报不确定性和主体有限理性的影响。叶光亮和程龙讨论差异化产品的寡头市场中国有企业最优部分民营化与私有企业间部分并购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民营化程度与产品差异化水平提升将促进部分并购比例提高；而当考虑内生化并购决策，国有企业最优民营化程度与产品差异化存在负向关系。霍一雪基于恒定替代弹性代表性消费者模型，放松了空间价格歧视文献中的非弹性需求和外生价格歧视两个一般假设，研究了对称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存在性和多重性的问题。
（二）政府、市场与经济发展
韩文龙等探讨了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矛盾，发现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收入差距、财产占有差距和分配不公，尤其财产分布差距扩大幅度超过了收入分布，且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严重偏低；因此收入分配改革要坚持经典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指导作用。何青等利用中国1993—2014年期间省级数据，研究省委书记及省长的从政履历的相似性是否影响省级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同步性。实证结果表明，如果两地省级地方官员都有中央工作经历，两地的经济增长同步性趋于提高。梁平汉和周润桦利用1990—2014年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经历信息探讨地方领导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塑造晋升激励，从而影响辖区经济绩效。研究发现，当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时，辖区内的投资水平显著下降，随后当地的污染、土地违法和腐败水平出现上升。吴敏和周黎安采用任期刻画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从公共品可见性的视角考察了政治激励对城市维护建设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与可见型公共品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最高点出现在任期第三年，地方官员任期与不可见型公共品之间不存在类似的关系。田文佳等结合微观地块数据和地级市官员数据，使用边界断点回归的方法，论证作为地方招商引资的工具，地方官员如何出于晋升激励调控工业用地的价格。回归发现，工业用地价格与官员任职时间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最低点出现在5年以内。官员上任后，晋升激励逐渐增强，因此不断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当官员任职时间超过临界值后，晋升激励减弱，不再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倪骁然等利用中国地市级党委书记数据和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实证发现市委书记更替会导致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党委书记更替的下一年，企业专利申请量和审批通过数量都显著增加。
薄诗雨等借助2003年以来的省直管县改革作为一个自然实验，实证发现权力下放增加了县级政府对公共财政资金的滥用。作者认为，在县级政府获得更大财政权力后，县级领导更难被监督，更容易挪用公共资金的法定用途。刘瑞明等利用1993—2013年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电视问政”作为上级政府利用媒体监督下级政府的一种方式，改善了基层政府的工作效率，通过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显著地促进了FDI的流入。毛捷等利用两类不同的工具变量（社会保险变量的滞后期和分管社保的副省长是否是省委常委），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险的犯罪抑制效应。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能有效抑制犯罪，而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对犯罪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吴利学和刘诚根据项目招商的特点，将产能形成看作地方政府与投资企业的匹配行为，利用搜寻—匹配模型阐明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收益分配比例超过其对项目匹配贡献强度，而且这种不对称性越强产能过剩越严重。杨超等利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最低工资越高，小微企业的人工成本越高，利润再投资比例越低，越不可能进行新的投资，而且企业当年招聘的工人数量越少。陆瑶等通过三重差分分析发现，2004年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降低了合格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对价格，大大增加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支出，但降低了研发投资支出，导致创新程度降低。汪利锬构建了一个离散型的创新补贴理论模型，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评估了2008—2015年政府创新补贴对上市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微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补贴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双向选择”，即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补贴过程为非随机过程；在“双向选择”下，政府创新补贴总体上显著诱导企业自有R&D投入。
（三）区域、城市与产业发展
皮亚彬和陈耀将城市间距离、空间异质特征和城市拥挤成本纳入一个三地区两部门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地理区位、市场规模和区域一体化水平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由低到高，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形态依次为向中心城市集聚、向城市群集聚，以及向偏远地区扩散，区域一体化水平提高可以降低偏远地区的区位劣势并提升其禀赋优势的相对作用。陈俊和代明研究了创新企业集聚通过区域内R&D投入和区域间知识外溢两个维度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通过空间知识外溢，R&D投入对合作区域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溢出效应。王可和曹廷求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以家庭创业活动为例，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对距离因素所带来影响的抵消和缓解，从而说明互联网对经济活动空间向心性的冲击。胡鹏等借助《清实录》、《清代报价资料库》和《清代道光和宣统间粮价表》，在重建政府行为数据序列的基础上，以1776—1840年华北小麦市场为例，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发现，政府行为对市场整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刁伟涛通过对2012—2015年我国2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和GDP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二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更加适合作为GDP的替代指标，并且也可以用来测算真实的GDP数据。邵朝对等基于1998—2008年的撤县设区改革，采用倍差法实证考察了撤县设区的对经济增长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虽然撤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增长轨迹，并且造成了撤并城市生产效率的下降和资源错配的加剧。张华和倪金兰使用1998—2013年间中国专利数据考察了新技术产业在中国发展的区域特征，发现新技术型产业部门的出现主要取决于省内的技术结构，并且新技术型产业部门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省际外溢效应。张帆等使用285个城市在2010—2014年市级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铁的运营推动了产业链投资的协调发展，带来了更广泛的、有序的市场投资，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升级。刘冲等估算了我国331个城市两两间的最短运输时间，得到每个城市的市场可达性指标，进而结合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市场可达性提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魏婕和胡可分析了高校扩招政策对我国区域间经济差距的固化作用。研究发现，高校扩招虽然带来我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提高，但会使区域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出现分化，而人力资本“趋利”的区域间流动规律带来的“聚集效应”对区域差距产生恶化的影响。徐明和刘金山分析在新疆地区实施的19省市对口支援政策，采用2005—2014年地级面板数据检验对口支援政策的经济效果。结果表明：对口支援有效促进新疆整体GDP和人均GDP增长，政策的动态增长效应持续存在；对口支援通过直接驱动效应和间接集聚效应两种机制对经济变量施加影响，且集聚效应是可持续的和长期的。
韩立彬和梁文泉根据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估计发现城市房价上涨时，会减少外来人口的流入，而且对高技能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李兵等结合大众点评网站2015年餐饮数据和全国城市层面的人口与土地等数据,发现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对于一个城市的不可贸易品消费多样性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一发现意味着，当前大城市限制人口流动意味着巨大的整体福利损失，尤其是对大城市的损害更大，但是对中小城市具有保护作用。孙伟增等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市场需求结构与房价增长的关系，并从需求结构的视角对限购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比例越高的城市，房价增长越快；限购政策在短期并没有改变城市的需求结构，政策放松后，需求的释放会导致房价在短期内迅速反弹。
周末等讨论了目前国内广泛应用的成本加成率估计方法在模型构建及参数识别过程中的错误，并以最新的DLW模型为起点，构建了新的结构化模型，提出了更加稳健的识别策略，并估算了2007年我国工业部门因为市场势力造成的福利损失。李铮和唐朝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企业的投资量，但却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企业社会网络中心度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的抑制作用越显著，社会网络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杨本建等在新熊彼特模型的基础上，把上游企业的事前关系专用性投资纳入下游企业技术赶超的分析中，运用1998—2007年的企业数据实证发现，上游垄断通过影响企业的中间产品供给，从而影响了下游企业的技术赶超。张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产业集聚的角度研究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外溢问题。实证分析发现，尽管产业集聚对我国企业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国有企业的产业集聚却对企业的生产率有显著抑制作用，国有企业的产业集聚对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起到抑制作用。曹志奇等基于企业研发和学术科研之间高度的相似性，以学术会议为背景，研究了同业交流对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学术会议对科研人员的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扩大了科研人员的合作网络，邻近高校科研人员比偏远高校科研人员受益更多。
（四）环境与能源经济学
郭俊杰和方颖利用中国2007—2014年间各省份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检验了中国排污收费政策的治污效果。研究发现中国排污收费政策具有显著的减排作用，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韩超等利用1997—2010年间的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发现“从县区到地级市”的环境规制垂直管理改革抑制了污染排放，但在长期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崔静波等基于1990—2010年间我国深沪股市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运用三重差分的方法检验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诱发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以及相对于清洁行业，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诱发了试点地区污染行业内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并且是对非国企的绿色创新活动影响更加显著。王兵和肖文伟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1999—2015年的环境规制成本及其分解，并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实际FDI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呈现先波动下降后稳定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果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的效果最差；环境规制下，中国各省份实际FDI的变化呈现先加速增长后减速增长的趋势。王林辉和王辉构建了一个包含两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数理演绎政策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环境质量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在自由生产条件下，由非清洁型中间产品向清洁型中间产品的发展历程极其缓慢，环境质量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政府补贴与污染税收政策的实施，能够加速技术创新向清洁方向的转变，有效缩短环境质量恶化的时间；相对于政府补贴政策，采用征收污染税收的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王静和宋建将环境因素纳入产业结构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变动的“成本效应”与“需求效应”的内在逻辑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整体现为一种“价格效应”，环境污染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价格效应”与产业结构之间发生影响。
三、 劳动与健康经济学
（一）劳动与就业
蓝嘉俊等从性别身份认同角度考察我国女性劳动力供给的问题，并分析教育如何影响性别身份认同对女性劳动供给的作用，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当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概率越高时，妻子劳动参与的概率越低，并且低教育组的妻子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幅度比高教育组的妻子大，这说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减缓性别身份认同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续继和黄娅娜利用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2014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的性别认同现象。研究发现：性别认同会阻碍婚姻匹配，婚姻市场中高于男性收入的女性比例升高导致结婚率下降和初婚年龄推迟；性别认同扭曲了已婚女性的劳动行为，当妻子潜在收入高于丈夫的概率提升时，可能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选择从事低于自己潜在收入的工作。田柳和周云波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测度了微观层面行业工资差距，发现城镇居民的行业工资差距显著存在，而行业的技术特征是解释行业工资差距的重要动因。纪珽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摩擦和劳动技能积累壁垒限制个人的职业选择，同时造成了人才禀赋错配，这一方面使得代际间的职业流动固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损失。封世蓝等采用2005—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在就业满意程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了就业匹配程度。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社会资本会增加毕业生的就业满意程度，但是降低就业匹配程度，这是家庭社会资本促进毕业生更多集中在高收入行业所导致的。李丁等使用2013—2015年中国各市的PM25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空气质量与本地劳动力流出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空气污染对劳动力流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对空气污染的感知显著增加居民流出的概率；对经济地位更高以及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环境污染对流出概率的影响更显著。李秋池等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从健康角度估计了中国老年劳动力的额外工作能力。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老年劳动力的健康状况能够支撑2—5年的额外工作年限，特别是高学历人口，适当延长退休年龄能够使人力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二）教育与人力资本
王春超和钟锦鹏通过开展小学生班级内部随机排座实验，考察小组内班干部数量对周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任意学生个体，组内前后桌班干部数量增加可以显著提升其非认知能力。郑筱婷和袁梦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各省普通高校报考及招生的数据，研究了1997—2000年间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与初中毕业生的高中教育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率与初中毕业生选择读普高的概率显著正相关，即录取率提高越多，考不上大学的风险越低，初中毕业生读普高的概率越高。林文炼和李长洪以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入学年龄规定的教育不平等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入学年龄规定会显著降低推迟入学的学生入读高中的概率，导致教育机会在不同出生月份群体间形成不平等分配。葛晶等基于一个新的人力资本错配测算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和行业数据测算了中国2009—2014年期间19个行业的人力资本错配程度。研究发现，中国人力资本错配程度较为严重，人力资本边际产出已出现“倒置的门槛效应”；行政垄断解释了人力资本错配在行业间差距的2668%；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部门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尤为严重。万千等使用CHIP数据，以1999年高校扩招作为外生冲击，考察了教育扩张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张显著地降低了代际教育水平之间的传递性，即提高了教育的代际流动性，但是当将高等教育质量考虑进来之后，高等教育扩张并未显著改变教育的代际流动性。苗萌和邵弋借助1980—1978年间中国所推行的跨阶级婚姻运动事件，分离识别出父亲和母亲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影响。作者关注那些只有母亲来自精英家庭（母亲的精英家庭）与只有父亲来自精英家庭（父亲的精英家庭）的样本，研究发现母亲的精英家庭的子女比父亲的精英家庭的子女有着更高的教育程度、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成功的职业发展，而这种影响来自母亲提供更多的儿童资源和更好的建议。赵子乐和林建浩以方言作为识别族群的标识，研究广东三大方言族群文化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历史上客家族群由于对仕途的推崇以及官场文化的兴盛形成了热衷科举的传统，粤语及闽语族群则具有更为浓厚的重商传统，这导致客家话区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显著低于粤语及闽语区。周泳宏和郑贤基于中国香港2006年和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处于1997年香港回归的阶段并且正在上学的人，特别是小学生后来更倾向选择普通话作为交流语言，具有更强的国家认同感。
（三）卫生和健康经济
石安其琛等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从2016年起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合并为背景，运用CHIPS数据研究了新农合报销水平的提升对于农户家庭医疗支出及医疗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报销比例的提升，农户的医疗支出会下降，自付比例下降；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报销比例的提升，高收入家庭会更多地利用医疗资源，有更大的医疗支出，从而更大程度地利用报销比例提升福利。杜创等基于北京市实施医药分开改革的背景，探究了医改试点的“洼地”和“高地”效应，通过利用医院2011—2013年四个病种的门诊患者数据进行断点回归分析，得出结果表明，医药分开改革有效降低了患者的看病负担。臧文斌等基于住院患者与医疗机构匹配的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我国民营医院的发展状况。实证发现：民营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已经超过了所有疾病种类的50%；以出院患者的死亡率，非自愿离院率以及再入院率来衡量医疗服务质量，民营医院的服务质量显著低于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的进入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降低公立医院的一些不必要的费用。万千和刘玲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将义务教育法和高校扩招分别作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利用工具变量估计值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的特性，识别和比较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对健康的因果影响并考察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基础教育显著改善健康，而高等教育对健康没有影响。黄英伟和张晋华利用微观数据研究发现，中国集体农业时期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对儿童的分配比例超过其自身的需求，结果导致其他农户的不满，进而导致劳动激励不足，成为集体农业失效的原因之一。陈璐和范红丽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研究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已婚女性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已婚女性从事照料父母公婆活动会显著降低其主观福利，这一负面影响随着照料人数和照料时间的增加而加强，并且是通过收入和健康两个渠道产生影响。
四、 国际经济学与世界经济
（一）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
诸竹君等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入Melitz & Ottaviano模型，论证了其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市场规模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的作用渠道，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入世后平均意义上企业加成率下降，较少企业能克服质量升级的生产率门槛值；较高生产率的持续出口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小于较低生产率的首次出口企业。林发勤和贾宁远利用中国加入WTO对于不同省份产生不同的出口冲击，使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出口如何影响中国居民健康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出口的增加使得中国居民月生病率明显上升。机制分析表明生病率增加的原因来自于出口扩张使得工作强度加大，特别体现在低技能产业工人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职业，而且工人在重体力劳动上的时间明显加长。占超群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外生性贸易自由化的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国内的纵向并购的影响。分析发现，上游产业产出的关税降低减少了纵向一体化，但上游产业投入的关税下降增加了纵向一体化。吴周恒等建立了一个具有粘性价格的两部门小开放经济模型，考察了中间产品价格冲击如何通过纵向贸易对小型开放经济体产生影响。研究发现，这种影响既取决于纵向贸易的结构，也取决于汇率制度。利用加拿大数据对贝叶斯模型进行动态估计，发现中间产品价格冲击对加拿大经济的福利效应甚至大于非贸易部门的技术冲击。
王智烜等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非洲16个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数据，考察了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文化和制度差异性对双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和商品结构看，文化差异显著促进了中国对非出口，而制度差异的影响并不明显。刘爱兰等采用2003—2013年中国/欧盟八国对非洲30个国家的贸易和援助数据，考察了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和欧盟国家对非援助均有贸易方面的考虑，通过援助促进贸易并不是中国对非援助的独有特征，更非唯一动机。周琢和徐建炜利用结构引力模型考察了运输时间和费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权衡了“一带一路”国家运输时间和费用之间的贸易等价关系，发现集装箱运输时间缩短1天相当于运输费用节省272美元。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运输时间缩短与运输费用上升进行情景模拟发现“时间—费用”的贸易净效应为正，“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缩短运输时间将有效地提升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戴魁早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省级层面的数据，分析了技术市场发展对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市场发展显著地促进了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且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使得这种提升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具有较高技术密集度、外向度和垂直专业化程度等特征的高技术企业，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受到技术市场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李敬子和陈强远在经典本地市场效应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基于非位似偏好下的服务贸易模型，并把相对总需求分解为相对需求规模与相对需求结构，从理论上推导出相对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对服务业出口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条件。在实证上，他们基于1995—2011年中国与38国的服务业双边贸易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讨论服务业出口的阈值效应，验证了服务业出口的非线性本地市场效应。
（二）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刘青等以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外资自由化改革作为一项自然试验，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自由化对于我国制造业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FDI的开放对于我国制造业行业资源错配具有改善作用；从所有权和地区层面来看，在民营企业、东部地区和制度环境好的区域，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程度最强；在外资自由化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上，外资的开放对于我国民营企业具有“挤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减少了民营企业间的资源错配。彭涛和黄福广以2000—2015年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为样本，考察外资风险投资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内资风险投资，外资风险投资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深度与广度，表现为外资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有更多的海外销售收入，其在海外交易所上市的可能性更高。李捷瑜等将企业出口网络引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内生性选择模型，通过对生产率高（低）的企业并购生产率低（高）的企业以及绿地投资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出口网络，会对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产生促进作用。杨亚平等利用2003—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对世界上190个经济体的投资项目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OFDI企业倾向于在整体营商环境更好的国家投资选址，特别是针对弱势制度国家的投资；我国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企业选址表现出对营商环境便利度不同子类指标的“异质性偏好”；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具有“国家特定优势”，东道国便利的营商环境对中央企业的OFDI选址无显著影响，但能显著促进地方OFDI企业对其的投资。周颖刚等运用网络分析的方法度量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G20国家货币的净影响程度并探究其决定因素，发现自2005年汇改使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开始真正对其他国家货币产生正的净影响，其后对世界和亚洲主要货币的影响都不断上升。
（三）全球价值链
苏丹妮等构建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集聚与企业生产率的互动机制，并在测度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的基础上对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GVC分工地位越高的企业生产率亦越高，但通过资源互通与能力互仿“双壁垒”而实施的战略隔绝弱化了本地化聚集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溢出；从GVC不同嵌入方式来看，GVC上游参与度越高的企业与“近邻”的空间关联度越弱，而GVC下游参与度越高的企业与“近邻”的空间关联度越强。李跟强和潘文卿利用包含中国不同区域的跨国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供给与需求的双重视角考察全球价值链及其在中国国内延伸的过程中，中国各区域及其与亚太各经济体的增加值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各区域在增加值地域偏好上表现出明显的“向极性”；同时，中国内陆对沿海地区在增加值供求上的“礼尚往来”特征显著，而沿海地区则对美国和日本而非对内陆地区在增加值供求上具有更为明显的“礼尚往来”特征。章韬和申洋将关税、生产嵌入位置同时纳入跨国公司生产组织决策的分析框架中，利用中国海关和联合国双边关税数据研究了在华跨国公司在价值链上的分工策略，以及贸易自由化对其的进一步影响。研究发现，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的变化，跨国公司的生产组织决策存在阶段性调整。陈琳和房超通过采用Antras et al.（2012）上游度指数的计算方法，在衡量“走出去”企业的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基础上，分析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对企业海外投资动机和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与出口呈现不同的特征：进口嵌入位置越上游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OFDI；出口嵌入位置越下游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OFDI，而企业价值链嵌入位置与OFDI具有异质性的关系。尹今格利用世界投入产出（WIOD）数据分别求出发达经济体及我国各行业资本和劳动部门技术水平及行业技术偏向程度，考察发达国家对我国行业—部门技术水平及行业偏向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被发达国家通过中间品投入所吸收的增加值带来几乎所有行业的劳动与资本部门的显著技术提升及多数行业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我国通过中间品投入所吸收的发达国家的增加值带来大多数行业的劳动与资本部门的显著技术提升及半数行业的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和半数行业的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张鹏杨和徐佳君利用我国出口加工区（EPZs）成立之初所实施的“主导产业”扶持政策构造“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EPZs的“主导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GVC）升级的效果。研究发现，EPZs的“主导产业”政策对我国出口企业GVC升级存在负向影响，这种负向作用在国有资本份额较大的企业和重工业企业十分显著；在比较优势较强的行业，产业政策对GVC升级的负向影响不明显甚至存在积极影响。刘维林和刘秉镰对Koopman et al.（2014）的国内增加值分解模型进行了要素报酬层面的扩展，结合对Antràs et al.（2012）上游度测算模型的改进，从劳动报酬份额、劳动嵌入深度和劳动波及长度3个维度对中国劳动要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收益水平及其地位演变进行了综合考察。
五、 金融理论与实践
（一）宏观金融
王道平等考察2006—2016年我国系统流动性风险变化的周期性特征，并测度了各机构对于我国系统流动性稳定的重要程度。研究发现，既包含资产负债表信息与市场信息的基于市场的净稳定资金比例以及基于CCA模型测算的流动性风险期望损失期权价值能够更好地反映我国系统流动性风险真实状况；就时间维度而言，我国系统流动性风险存在显著的周期性特征和同周期性问题，就空间维度而言，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最大。邓可斌等提出了一种同时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股市系统性风险估测方法（宏微观混合β估测方法），发现其能够更好地解释和预测股市系统性风险的变动，进而证明了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均能有效地降低我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李世刚和尹恒利用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当地股票成交量增加，会导致本地企业的资金可得性下降，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小型非国企身上。易祯和朱超从递延储蓄和替代效应视角解释了金融资产收益率的人口结构悖论：少年人口占比反而推高金融资产收益率。研究发现，出于预期和远期储蓄的考虑，少年人口更能引起储蓄及对金融资产的需求，从而推高了金融资产收益率。
（二）资本与信贷市场
王璐颖等以平台承诺担保为例，分析了风险准备金机制是否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研究发现，在风险较小的情况下，建立风险准备金是防止出现挤兑，保障投资者收益的重要手段，从而维护金融稳定；在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如在许多风控不成熟、存在较大破产可能性的P2P平台中，风险准备金往往成为庞氏骗局诱导投资者投资的手段，一旦破产将极大地损害投资者利益，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陈海强等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3—2016年十大股东数据，构建了A股市场主要股东网络，并计算了回报率负偏度和股价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波动率的差异作为崩盘风险的测度。研究发现，个股的崩盘风险与其在股东网络中的重要性正相关，相邻个股的崩盘风险也会显著增加个股本身的崩盘风险。魏志华等以2009—2015年在中国沪深A股进行IPO的119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IPO首日限价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IPO首日限价政策加剧了新股上市初期的炒作，也助推了次新股炒作。综合来看，IPO首日限价政策的实施效果事与愿违，不仅未能抑制新股炒作，反而对投资者“炒新”产生了“刺激效应”，不利于新股价格发现，并降低了股票市场定价效率。阙江静等利用专利数据分析了国外风险投资与国内风险投资在支持中国IPO上市公司创新上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与国内风险投资支持的IPO公司相比，国外风险资本支持的IPO公司的专利创新产出水平较低，这是因为国外风险资本的劣势影响了创新产出效率。张学勇和张叶青采用中国A股市场2003年和2013年的数据分析了企业创新活动对风险资本支持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后的长期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其他非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相比，风险资本支持下的公司在获得风险投资后专利申请成功数量的增加，显著提升了其在IPO后的业绩表现。薛熠等以2010年3月31日至2016年8月30日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因违规行为而被监管层处分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融资融券机制与公司治理违规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卖空交易者能挖掘企业的负面信息，并进行较活跃的卖空交易；卖空机制的推出使得融资融券标的企业发生违规行为的概率显著降低。温军等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视角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对国有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并基于2003—2015年951家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资本市场股票流动性的提高有助于机构投资者低成本进入企业，显著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这不仅增强股东全体对管理层的监督和约束，还提高对控股股东的讨价还价能力和监督水平，共同提高国有上市的短期绩效和长期价值。顾小龙等选用2006—2014年1656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投资者和债权人对公司未来股价暴跌风险存在不同感知情境下融资活动的应激调整行为。研究发现：投资者与债权人对公司未来股价暴跌可能性的预期越强烈，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越慢；真实盈余管理则有助于缓解这一关系。
徐璐和叶光亮基于空间竞争模型，探讨银行贷款市场的竞争博弈和企业家的风险选择行为，由此分析市场均衡的贷款利率以及企业家风险偏好水平。研究表明：市场集中度下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加剧都会降低均衡贷款利率，减弱企业家的风险偏好选择行为，使得银行经营风险下降、稳健性增强；从社会福利角度看，虽然竞争可能损害银行业的经营利润，但通过大幅提升存款者收益以及企业家盈利使得社会总福利提高。郭晔和姚若琪利用我国2007—2015年103家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商行战略引资对其成本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引入战略投资者能显著提高我国城商行的成本效率；境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是城商行战略引资时的最佳选择，其次是境外战略投资者，而境内非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成本效率的作用不显著。钱雪松等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企业集团内部委托贷款数据，实证考察了地理距离对企业集团内部借贷契约设计的影响及相关的风险防控问题。实证结果显示，借贷距离越远，针对借款者的契约设计越严苛，不仅贷款方更可能要求借款方提供抵押担保，而且对贷款用途施加限制的概率也大幅增加。殷华等基于来自某个移动市场贷款公司的超过3万个借款交易记录数据，实证考察了借款人社会资本对其违约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借款人打出电话越多，违约风险越大，而借款人接入电话数越多则违约风险越小，因为打进电话更多的借款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张小茜考察了担保贷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以及对企业投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贷款公司在利润率上显著好于非担保贷款公司，担保贷款更多地表现出“锦上添花”；担保贷款能够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但另一方面，担保贷款也放大了企业贷款后的风险，导致担保贷款企业获得融资后持续进行投资调整。
（三）公司金融与治理
李凤羽等以中纪委自2014年起实施的中央企业专项巡视工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外部治理是否能够抑制高管私有收益。研究结果显示，中纪委巡视不仅有效降低了被巡视央企高管的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而且还抑制了他们在关联交易掩盖下的利益输送行为。赵刚等借助2015年教育部、中组部等规范高校教师兼任公司独立董事政策，以高校独董不同选择行为刻画其独立性高低，研究发现：高校职位的相对重要性影响了独董的独立性，政策下辞去独董职位的高校独董，独立性更强，在职期间更可能通过投票行为表达异议，所在公司获得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低，业绩更好，市场价值也更高；同时，市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不同特征高校独董对公司价值的作用，对于高校独董辞职的公司做出了更大的负向市场反应。倪骁然以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展开研究发现，劳动保护提升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并强化了经理人对大股东的约束作用，这使得大股东掏空动机减弱，扶持的动机增强，大股东资金占用程度降低，提升了企业业绩和市场价值。潘越等基于2006—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网站对于企业文化的叙述和年报董事会报告，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研究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文化越强调合作，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就越高，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高科技行业以及地区信任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田轩等基于深交所强制上市公司披露分析师现场调研数据，利用2011—2015年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分析师现场调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现场调研会显著提升公司的创新产出和创新质量，分析师调研提高了公司股价信息含量和完善公司治理是两个潜在的作用机制。鞠晓生和赵奇锋使用中国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了创新型企业理论提出的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等治理条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发明专利者担任高管能够提高企业科技人员创新参与意愿、提高创新效率，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使得发明家高管企业的专利申请量显著高于非发明家高管企业；员工分享企业价值增值比高管股权激励更能促进企业创新；企业决策权集中、高管内部晋升更有利于企业创新。张红等采用一个雇员层面的面板数据并利用一个事前确定的期权行权计划，使用群聚框架（bunching framework）识别了期权行权计划对雇员流动性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期权行权计划对员工离职产生显著的群聚效应，表现为期权行权日之后员工离职率出现成倍增加。杨薇和孔东民基于员工不同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层次的划分，考察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动。研究发现：薪酬差距的增加显著降低了本科与大专学历员工的比例，同时提升更低学历的员工的比例，这种人力资本结构变化，显著影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企业要在高学历员工提升创新与中、低学历员工降低创新之间做出复杂的权衡。
胡军等研究了上市公司开通微博披露信息对其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开通微博披露信息有利于降低公司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开通微博以后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得到显著提升。冯旭南利用文本分析和网络爬虫技术，探讨中国上市公司官方微博能否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结果表明，仅仅与公司业务密切相关的微博，而非所有微博信息都能降低公司的权益成本，这种现象在较少分析师跟进的公司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游家兴等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以63157份主流财经报道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媒体在新闻报道时存在着显著的地域偏见，即相比其它地域，对于地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制度建设较为完善，或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域的上市公司，媒体会给予更多的正面报道。
（四）家庭金融
尹志超等运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资源越广的家庭，其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会提高，其配置于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的比例会增加。李双建等基于社会信任视角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家庭股市参与的影响机制，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显著提高家庭股市参与概率；家庭财富水平的提高，增强了社会信任对股市参与的促进作用，表现出较强的“财富效应”。周洋运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金融知识对于家庭财富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更高，构建的投资组合也更加分散，在金融市场上获利的概率更大，这促进了家庭财富的积累。胡振和李娜运用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多样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多样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收入稳定性高和风险偏好型的家庭影响更大。姚东旻和许艺煊采用2002—201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地震这一不确定事件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震通过同时改变微观家庭的极端小概率事件的主观概率和风险态度，从而增加居民储蓄。
六、 结语
每次论坛的时间都非常短暂，但经济学研究、探索和发展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从2001年至本届论坛，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17届。作为广大中国青年经济学者最新学术成果交流的最高端平台之一，论坛启迪和激励着广大青年经济学者积极投身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研究。本届论坛秉承“严谨、规范、开放、包容”的原则，以“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为主题，聚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与改革的重大历史背景，深入研究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努力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添砖加瓦并贡献自己的智慧，这既体现了中国青年经济学者的使命和担当，也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的影响力和对中国特色经济学发展的贡献必将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