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仍然处于大变革时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各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都面临着深层次调整，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层出不穷，围绕市场、资源、标准和规则的博弈日趋激烈。与此同时， “反全球化”思潮和“逆全球化”势力不断蔓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面对这一系列深层次的变化，国际社会改革和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呼声空前高涨，全球贸易治理正面临新一轮规则重构。

    基于这种时代背景，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课题组联合主办的“全球贸易治理与中国角色”圆桌论坛于2017年3月25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来自国内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主办单位代表等60余人参加了本次圆桌论坛，人民出版社以及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和国际商报等单位的代表与会。论坛开幕式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教授主持，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高培勇研究员分别致辞。圆桌论坛发言的学者（按发言顺序）包括：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谷克鉴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教授、南开大学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教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宋泓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李坤望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教授和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刘文革教授。 

    与会专家在为期一天的时间内共同探讨了全球贸易治理的新问题、新特点和新变化，以及在国际贸易治理改革中如何贡献中国智慧、扮演中国角色。此次圆桌论坛讨论热烈、精彩纷呈，取得了诸多重要共识和学术观点。

    一、 经济全球化变局与贸易保护主义 

    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其主要原因是高收入国家经济疲软、不平等加剧、全球力量平衡发生重大转变。全球化思潮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可能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深刻的不确定性。高培勇研究员指出，当今的“逆全球化”思潮不会扭转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全球经济治理不可能脱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综合性的治理。李俊生教授指出全球贸易治理应考虑世界经济发展中“全球化”、“数字化”和“金融化”的影响。佟家栋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解析了两次经济全球化的阶段划分、中断原因与结果。他认为当前的“逆全球化”不仅表现在逆多边主义的选择，还表现在逆区域主义的选择，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引发了贸易、投资、金融等一系列维护本国利益的国际保护主义。欧美国家从贸易、投资、融资、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化，走向了对商品和要素流动设置障碍，并且走向封闭的逆全球化。他进一步从经济全球化历史演变的分析中得出，当前的“逆全球化”倾向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衡导致的。目前，各国所担心的是逆全球化可能重演第一波经济全球化中断所带来的战争、经济衰退、以邻为壑、社会不稳定、恐怖主义。基于对全球经济稳定和恢复的渴望，发达国家应该探索在劳动力要素利益得到有效恢复和保护之下，在贸易和投资利益双赢基础上合作发展。新型工业化国家也应积极推动多边的区域或集团合作。

    黄建忠教授认为，本轮的“反全球化”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其过程长短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和美国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方式。他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可能会是一个中长期的现象，此时各国会因为各种利益争夺而产生矛盾，呈现出“反全球化”的现象。特朗普既反对全球化又反对区域化，双边谈判将是美国的唯一选择。经济全球化的下一步走向，其一取决于中美关系和金砖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否稳定向好；其二取决于全球集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矛盾能否得到协调。他认为，中国应该加快完善自身国家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努力推动供给侧改革取得成功，加强国际关系协调，从而把握好中国的战略定力。

    唐宜红教授分析了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从整体趋势看，局部国家的贸易保护正在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从长期趋势看，贸易保护表现为周期性上升趋势，近年来这种周期波动日益明显；从行业上看，贸易保护更倾向于发生在全球关联程度较小的行业；从贸易保护实施的国别上看，主要为新兴经济体和美国；从对待贸易保护的态度及采取的保护方式看，各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更加理性，传统的关税、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在逐渐减少；新一代贸易规则以“全球治理”为名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更加隐蔽。唐宜红教授指出，全球贸易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需要共同治理：一是要在“互利共赢”中实现贸易治理；二是可以形成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贸易治理新框架。

    李坤望教授重点分析了当前全球贸易增长趋势及其挑战。他认为当前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呈现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低迷；二是贸易增长的速度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他认为，这一“反转”只是过渡性阶段，最终将回到贸易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状态，可以从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进行考察。他强调，全球贸易增长低迷（尤其是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与结构性因素有关，这包括全球价值链、贸易结构、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变化。在全球贸易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二、 多边贸易谈判困境与中国角色

    目前全球正在兴起新一轮的区域性贸易投资谈判，大有取代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趋势，人们由此产生了对WTO被边缘化的忧虑。李钢研究员指出，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谈判自成立后的半个世纪是全球贸易治理的重要制度框架，对促进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难以达成共识，全球贸易治理遇到困境。这主要表现在“逆全球化”趋势和全球治理的分化。美国对多边和区域谈判失去兴趣，双边谈判可能成为未来的趋势。他同时指出，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从被动的适应者、追随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建设者，但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全球治理能力仍然是不足的，有待进一步提升。

    宋泓研究员也指出，2008年以来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功能陷入困境，其主要原因是多边贸易谈判核心成员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原来的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等四方，转变为了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印度、巴西、中国等六方。这样的变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就是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发达大国与发展中大国的直接对比。正因为格局的变化使得多边谈判形成一揽子协议共识几乎不可能。至于WTO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成员会分化，基于实用主义态度，成员方有可能放弃一揽子达成协议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当下中国的立场应该是逐渐跟上发达成员的脚步；积极参与诸边协定；对TPP等持开放态度；积极推进RCEP和“一带一路”的建设。

    屠新泉教授认为，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僵局是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新变化与WTO新定位这一问题产生的背景， 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两点原因，即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WTO领导者缺位，以及发展理念的差异导致共同价值取向的空白。他由此引出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能三角”，即超级全球化、民主政治和国家主权三者很难同时兼顾。屠新泉教授认为，诸边主义是当前推动贸易治理机制发展的最佳选择。在启动和推动诸边谈判时，各国应当制定一个多边行为准则，在正式的WTO程序中治理相应的诸边谈判问题，平衡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缓和对诸边协定的顾虑，同时给成员提出程序性的指南和对未来权利和义务的事先规则，包括参加方应有能力执行协定、诸边谈判中的议题应当得到WTO成员的充分支持、只有参加方才可以提起相关争端、禁止跨协定的报复、应当允许秘书处全程参与诸边谈判、未来如何吸收新参加方等。此外，还应当增强WTO作为一个日常管理者的能力。

    三、 美国贸易政策新动向与中美贸易关系

    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其对外贸易政策的新动向将对全球贸易发展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盛斌教授指出，美国特朗普总统就任后，美国外贸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制定贸易政策的总目标是“扩大对美国更自由和公平的贸易”，这种公平贸易倾向于从规则导向转向为绩效、结果导向。同时，特朗普漠视环境、漠视与新兴市场的发展与合作问题，重视双边经贸关系，轻视乃至摒弃多边与区域关系。他指出，中美双方的贸易政策制定存在目标和理念上的冲突。美国方面，主要是基于增长与就业、公平贸易、价值和领导力四个方面，而中国方面主要是基于保障基本制度、实现广泛发展目标、重视产业和价值链升级、实现利益平衡等四方面目标和理念。这些差异将直接影响中美双方在贸易冲突上的态度和做法，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上升，中国将在双边贸易关系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谷克鉴教授认为，战后美国贸易政策始终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徘徊。美国的贸易保护思潮呈现出一种复杂变化的趋势。他认为特朗普要推行其贸易政策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美国两党政治和国会制约将是特朗普推行贸易政策最大的障碍；另外，美国产业界对于反全球化政策主张仍然争议很大。他指出，我国政府一是要把竞争政策放在贸易政策更为优先的位置，提高中国的综合竞争力；二是通过持续推进综合改革，能够适应全球化的规则；第三，对于美国国内政策应该更多实事求是的认识，同时与美国的积极沟通也非常重要。

    雷达教授认为，美国特朗普总统选择反全球化加贸易保护主义的战略，实际上违背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特朗普可能在其任期始终在“试错”的过程中，而且这种“试错”早在克林顿总统期间就已经存在了。同时，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从1958年货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开始的，甚至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和改变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金融资本作为媒介在国际要素市场上流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化要素流动速度的大大加强使得外围国家能够迅速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世界贸易和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更快，外围国家进入全球化的门槛由此大大降低了。他认为现在倡导的全球治理与主权民主国家的主权协调仍然是一个很难处理的矛盾。

    四、 为全球贸易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全球化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全球治理体制，而世界秩序转型也为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契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参与全球治理是时代的要求，未来五到十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洪俊杰教授指出，全球经贸规则制定将受到未来世界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主要包括：一是全球进入多极化；二是未来资源压力剧增，人口增长加快；三是国家资本的影响将加大；四是亚洲一体化进程。但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第一，真心实意的工作需要加强；第二，前瞻性的高端议题与中国实际利益的结合还不够；第三，一体化战略的设计不足。为此，他提出了应该建立一套中国风格的规则。中国风格的规则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实际利益相结合而又能够被全球大国元首接受的规则，同时兼顾改革和发展，倡导合作共赢，让大多数人受益。

    于津平教授认为，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乏力，导致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债务困境和国际收支恶化，使得“逆全球化”成为缓解国内矛盾和安抚国民情绪的“良方”。其他原因还包括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发达国家相对实力下降、部分国家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调整的失望、区域合作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等。为此，他认为应以包容性理念调整全球治理规则，需要立足于各国经济规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文化不同这些基本事实。中国应该沿着全球化的方向推进改革，主动控制贸易收支的不平衡，扩大内需，提升中国市场魅力；以包容性的思维，理性看待和处理国际经贸关系的矛盾；坚持全球化，推动包容性全球治理规则的构建。

    鞠建东教授首先指出全球贸易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全球贸易区域结构呈现中、美、德三国鼎立的局面。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进入“刘易斯”拐点；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在中国进入平稳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主要国家的利益亦出现了分化；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价值链的结构。所以他判断多边推动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阶段到此结束，继续推动全球多边框架下的经济合作效果有限。今后全球合作更多是区域化的，具有相同利益集团共同推动。所以，他强调，为了在东亚地区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建立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以与中国在开放利益上一致的国家为基础的亚洲共同体。

    刘文革教授认为，当前促进全球贸易格局演变的内在动力是矛盾，其中内部矛盾为国家内部既得利益集团与弱势集团在是否坚持自由贸易上的矛盾，外部矛盾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治理理念、治理规则和价值取向上的对立。刘教授对全球贸易新格局下中国的角色提出了如下建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WTO框架下的贸易治理模式；适时主动地加入区域经济合作；主动维护周边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稳定；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地缘战略非常重要，要加强与日韩在经济方面的往来与合作。

    在圆桌论坛的最后环节，举办了《全球贸易与投资政策研究报告（2016）——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构》一书的发布仪式，该书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全球贸易与投资政策研究中心联合编写，深度考察了新一代贸易与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深入剖析了新规则、高标准的演进趋势及其对我国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其内容涉及公平贸易、国际投资、服务贸易、跨境电商、原产地、政府采购、国家安全、贸易便利化、中小企业等领域的新规则，以及技术标准、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和知识产权标准等高标准。

    综上所述，此次圆桌论坛在多边贸易治理困境与中国战略、全球经贸规则演变和趋势、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新变化、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订等达成了一致共识。对如何积极应对反全球化思潮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如何发挥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如何在全球贸易治理中扮演好中国角色等提出了大量丰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次圆桌论坛的成果丰富，加深了我们对全球贸易治理中新问题的认识，对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政策实践将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