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全球经济“低增长、低通胀和高不确定性”的局面下，中国经济如何在新常态化背景下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政府决策部门、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华侨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共建）、经济研究杂志社、财贸经济杂志社联合主办，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承办，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协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1月20日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研究员、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汪红驹、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教授先后做了主旨演讲。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银河证券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近7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通过聚焦经济学学术前沿，对中国宏观经济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共同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建言献策。
在主旨演讲中，裴长洪研究员就当前经济形势中的宏观政策配合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从当前国际宏观经济形势视角，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组织不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包括欧央行和日本央行在内的全球六大央行均是实行负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他认为，政府对实体经济融资高度重视，2016年9月份以来实体经济融资增加的力度在加大，工业生产平稳，工业增加值和其他相关的经济数据好转。他进一步指出，当前采取的货币政策有利有弊，虽然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平稳，但是带来全国房价大幅上涨。而在房价持续上涨过程中投资增长并未大幅提高，且民间投资出现下滑趋势。针对宏观政策配合问题，他建议，决策层既要权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利弊，又要注意房地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这样才能在稳增长、调结构当中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高培勇研究员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的新常态也逐步地呈现出来。近年来财政形势发生的变化具有趋势性，或者说具有规律性。他具体地分析了财政运行六大变化特征，即财政收入增速断崖式下滑、财政支出逆势上扬、预算由超收转变为短收、财政政策呈周期性扩张、集权化体制格局将趋向松动、财政改革迎来新的动力。他强调，财税改革很重要，财政越困难，财税改革动力就越大。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随着经济减速，中国财政已经进入了大不同于以往的新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常态。面对新形势，就得有新思维，应当全面而适时地调整理念、思路和战略，把当前财税改革与发展工作的着力点落实到新的轨道上。
潘向东研究员首先总结了过去三十多年创造中国奇迹的两大因素：廉价的生产要素形成了比较优势；强势型政府带来的低公平福利下的廉价制度交易成本。他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周期处于调整状态，有些方面出现了出现需求很旺，有些方面却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因而，改革须从这个背景出发，才能突破经济增长的局限。他进一步指出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固化，任何改革都会触动他们的利益；二是改革大多都是遇到困境的时候进行的，此时进行改革就会触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他建议在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完全固化的时候，建立一个制度框架和体系，在这个制度体系内，制度安排能够灵活地调整，而不仅仅是制度安排的改革。
汪红驹研究员从经济增长速度转变和全球化模式逆转这两个角度考察经济转型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遇到的问题中，结构性因素超越周期性因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受到产能过剩、实体经济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经济资产泡沫化、收入差距扩大四个方面影响，这四个方面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内部逻辑关系。而对于经济转型中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冲击，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债务杠杆比率、资产价格、国际收支、外汇储备。最后，他强调货币政策应该服从整个宏观调控政策步调，核心是实现“双中高”：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发展。他提醒如果仅是为了多0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投放过多的货币，将会导致资产价格风险进一步放大，未免得不偿失。
郭克莎教授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速下行趋势，实质上是受到了周期波动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双重影响，总量和结构矛盾交错在一起，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同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加大了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压力，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高增长将转为中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速变化还受到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影响，长期增长趋势取决于供给模式、需求因素和体制改革三个因素。在政府目前政策组合“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中，他认为改革的重要性不断在提升，但稳增长还是会长时间放在第一位。最后他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决策层应该处理好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关系，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加快研究制定长期政策的基本框架；第二，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第三，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的宏观预期管理。定期发布深化改革方案和措施，及时发布宏观数据信息，明确和稳定宏观政策取向，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除上述主旨演讲外，本次研讨会收到投稿论文80多篇，入选论文40余篇，与会专家学者以分组讨论的形式，就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城乡发展与绿色经济、自贸区建设与贸易转型升级、金融运行风险与应对策略、人口问题与收入分配等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发表了学术见解，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一、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以稳定经济为目标的宏观政策如何选择，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上海交通大学许志伟、刘建丰构建考虑异质性收入、流动性约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收入不确定性上升，由于预防性动机，家庭会增加流动性资产，从而对生产性风险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总需求变弱、经济下滑。东北财经大学咸金坤、陈磊利用SVTVPVAR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时变特征，分析造成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因素，并从“实物期权”效应和“金融市场摩擦”两种渠道进一步分析不确定性冲击的传导机制。他们发现，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具有明显的负向效应，而金融危机期间这种负面效果更加明显，这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高企可能是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增速严重下滑和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在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处理好“调结构、稳物价和保增长”的关系是长久以来的热点问题。华侨大学苏梽芳、王海成和肖威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通胀效应，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与通货膨胀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低于门槛值时，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价格水平影响不显著，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跨越了门槛值之后，则会对价格水平产生正的影响。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物价波动也展现了新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汪川以产业链为视角，通过构建一个具有上、中、下三个产业的纵向产业链的DSGE模型，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和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入，经济中的外生冲击对于产出、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果愈发平滑。国内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应建立明确的货币政策规则。此外，来自国外的冲击对国内通货膨胀、进出口和实际汇率的影响不可小觑。华侨大学赵林海和徐海东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类型与经济行为主体学习策略的各种组合对通胀预期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发现，通货膨胀水平不仅受到货币当局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还受到经济行为主体通胀预期的理性程度的影响。数值模拟还显示，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模拟的通货膨胀水平与理性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程度最小。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民间投资也是一项重要的驱动力。华侨大学刘雅芳和许培源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均有显著的空间效应，政府投资较多的区域其民间投资相对较少。同时，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不仅作用于地区内也作用于地区间，政府投资对本地区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的民间投资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他们建议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契机引导民间投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民间资本的促进作用。
经济新常态下的城镇化快速推进，土地政策改革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华中科技大学彭旭辉和汪小芹从中国式分权的视角出发，通过建立地方政府土地征收决策的动态最优化理论模型研究土地征收规模的决定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中国式分权是地方政府征地冲动难以有效遏制的重要制度根源。财政激励和投资驱动在土地征收的决定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中更为显著，而中央政府的征地行为则表现出一定的反路径依赖性。华中科技大学文乐和彭代彦基于近10多年来房价与人口半城镇化率迅速上升的事实，将土地供给、房价与人口半城镇化置于同一框架下，以土地出让面积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研究房价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他们发现，土地供给减少导致房价上升，进而推升人口半城镇化率。进一步他们发现，2003年后土地供给政策收紧且向中西部偏移是导致东部房价上涨进而推升人口半城镇化率。他们建议通过调整土地供给政策，特别是要增加东部地区土地供给，同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的目标。在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和化解工业产能过程方面，地方政府激励机制重构是重要的突破口。南京大学余吉祥和沈坤荣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城市建设用地配置模型，发现地方政府竞争通过提升工业用地的边际引资能力而促使工业用地供给扩张、挤压居住用地供给、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这一效应在居住用地需求刚性越强的地区更为显著，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效应不明显。政府有必要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工地的出让行为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同时增加发达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缓解用地需求压力。
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同样也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华侨大学黄彦彦和李雪松研究房价上涨对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涉房决策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效应。他们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运用反事实方法估计出企业涉房的研发投入强度处理效应。估计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促使制造业企业涉房，而房价上涨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负向效应。房价上涨不仅通过行业之间的资金重配效应间接影响到未涉房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而且通过企业内部的资金重配效应抑制涉房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二、城乡发展与绿色经济
我国经济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全国及区域范围内仍十分突出。华侨大学王健康应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经济开放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分析本地经济开放水平对周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现倒“U”型且自东向西逐渐递增的演变趋势；经济开放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空间相关性均比较明显；对外开放及对内开放的人口流动与所有制结构总体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推动城乡发展，改善居民生活和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中央农村政策的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张昭、杨澄宇和袁强在多维视角下研究农村的收入问题。他们首先提出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等五个非收入指标“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测算方法，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调查数据，对农村“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测算。研究发现，“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视角下更有利于识别出整体福利水平较低的收入贫困家庭，并可以对持续贫困家庭进行有效追踪。农村家庭在收入上的流动性在减弱，处于多维贫困下的家庭更难跳出贫困陷阱，贫困家庭所遭受的平均剥夺比例差距越小则其跳出贫困的可能性越大。他们建议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要注重两个问题：一是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多重剥夺对农村家庭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二是扶贫政策应当注重提升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而不只是提高其收入水平。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与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使得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逐渐转向“绿色”视角。湖南大学刘莹应用非角度SBM方向距离函数和反距离权重法分析了2004—2013年中国285个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次贷危机”和经济新常态给中国工业绿色TFP改进造成了一定冲击；中国工业绿色TFP的空间格局由绿色极点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集聚的多极分布格局转变为绿色极点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连片分布的三区联动格局，中部地区实现了从“中部塌陷”向“中部崛起”的转变。厦门大学柏培文和王玉认为不考虑能源消耗的TFP测算方法导致高估TFP，因而他们将能源消耗纳入生产函数对各省绿色TFP进行测算与分解。研究发现，三大产业的TFP增长来源不尽相同，技术进步对三大产业绿色TFP的增长具有主导作用，其中第二产业的技术效率的改善对绿色TFP贡献率也比较大，而产业规模报酬效应对绿色TFP增长总体起负向作用。城镇化率、二产业占比、三产业占比及人力资本水平对三产业的绿色TFP增长都起到了正向的推动作用，市场化程度影响较小，对外贸易基本起到负向影响。湖北师范大学易艳春和关卫军采用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2003—2013年间的样本数据，用居住密度度量城镇空间形态，对居住密度等变量影响碳排放的演进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居住密度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居住密度的提高均显著地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绿色外资的引进显著地减少了城镇碳排放，FDI的“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中、东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环境红利开始显现，而西部城市低碳的发展模式尚未实现。
近年来，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对我国居民健康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环境质量变化这一议题。北京大学郭巍、雷晓燕和王敏基于全国59个城市2004—2010年的数据，在控制城市经济社会特征和气象条件等变量的基础上，采用二氧化硫的大气浓度数据作为空气总体质量的代理变量，并通过构建城市异常风速天数作为工具变量来实证检验空气污染对我国居民健康的影响。他们认为单纯进行排污费改环境税的平移是远远不够的，应进一步提高污染税率，让污染税真正反映污染的外部环境成本。华侨大学杜威望则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作为该地区工业污染排放的代表物，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出口和FDI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出口、FDI和工业SO2排放量的空间分布都是非匀称，呈现以上海为中心，向南北两边及自东向西减少的趋势。出口和FDI对长江三角洲市群工业SO2排放的影响既作用在区域内，也作用在区域间；出口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区域间的作用大于区域内的作用；FDI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区域内的作用大于区域间的作用。武汉大学卢洪友、许文立和许坤通过构建一个扭曲性税收环境下的新凯恩斯模型，研究不同环境政策情形下，市场冲击与税收政策冲击对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的动态响应路径与作用机理。他们发现，环境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发挥着“自动稳定器”作用，而总量控制下的许可证制度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抑制效果最为显著。同时市场价格机制越不畅通，企业减排活动波动性就越大，污染排放量也越大，而税收政策对企业减排活动发挥着重要的引致效应。
以人口流失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收缩现象普遍存在，引起部分国内学者的关注。上海财经大学刘玉博、张学良和吴万宗基于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探讨城市收缩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收缩城市企业TFP不仅没有低于非收缩城市，反而具有较小优势，即在中国存在“城市收缩之谜”。结合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分布空间重新布局的背景，他们从市辖区角度将中国收缩城市进一步分类，分离出市辖区人口流失的“狭义的收缩城市”。研究发现，“狭义的收缩城市”通过集聚经济效应的下降，以及劳动力流动的自我选择性，显著降低了当地企业的TFP水平。
三、自贸区建设与贸易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建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共同构成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如何对接问题，是时下关注的热点。华侨大学许培源认为，自贸区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重要支点，在功能上承接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任务，各个自贸区的区位、港口、产业等条件不同，差异化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动以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金融规则等为主的国际经贸规则的融合和重构，是“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规则的先行先试。天津自贸区发挥天津港的优势，打造“一带”和“一路”双向开放新平台、新通道，一方面建设联通中亚、蒙俄、欧洲的陆路通道，同时又加强与日韩的海上互联互通。福建自贸区对接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携手两岸共建“海上丝路”，同时依托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拓展海洋合作，打造海上战略支点。广东自贸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依托港口和机场群及香港金融服务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科技兴贸”战略实施十多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存在一些不足。东北财经大学徐元认为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外贸发展的转型升级首先必须实现外贸发展战略的转型升级实现从“科技兴贸”战略向“创新强贸”战略转变。从“科技兴贸”向“创新强贸”转变，必须明确制定和实施“创新强贸”战略、完善组织机构、加强制度创新、重视与知识产权战略的融合、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创新的国际合作。
有关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贡献一直受到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夏杰长和倪红福基于全球价值链分析视角，基于贸易增加值出口测算和分解方法的结果表明，相当大部分的服务业增加值是隐含在其他部门而间接出口，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远比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法计算的比重高和作用大。不管是按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法还是增加值测算方法，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甚至比印度服务业出口的比重还要低。他们由此建议：要充分认识到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服务业是全球价值链体系正常和有效率运行的关键因素。其次，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实行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最后，提高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助推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进而促进我国产业升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我国大力提升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背景下，研究服务外包网络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湖南大学成丽红、许和连、孙天阳创新性地结合双边出口增加值核算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阐释全球服务外包网络和服务业GVC网络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全球服务外包网络的节点入度数、入强度、中间中心度、平均近邻度和社团结构特征对服务业各增加值网络强度的影响，并实证检验承接国在国际服务外包网络中的角色及地位对其在服务业GVC网络中地位的影响。基于研究结果，他们认为中国应认清自身与发达经济体在RDV网络地位的差距，形成由创新、设计、知识等因素所构成的新型动态比较优势，嵌入发达经济体主导的高端循环。建议我国应重点发展高端服务外包，对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外包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同时要积极营造服务企业参与全球离岸服务外包网络的配套环境。
进口产品对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是国际经济学领域又一讨论焦点。在我国企业大规模“引进来、走出去”的背景下，该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中山大学黄新飞和杨丹通过匹配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和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关税数据，研究进口中间品通过直接技术溢出效应和间接生产率作用对企业出口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上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数量的提高；进口中间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能力，间接提高企业出口贸易额；高质量、多种类的进口中间品对进口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弥补与国外市场产品需求的差距，直接提高出口绩效。北京师范大学魏浩和林薛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采用回归反推方法测算了一般贸易下制造业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使用Tobit模型和中介作用分析考察了进口质量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使用生存分析模型研究了进口质量对企业创新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进口质量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创新行为，进口资本品和中间品质量均对企业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资本品进口质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倒U型趋势。
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OFDI）的重要预期之一，是希望借助逆向OFDI溢出效应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进步。华侨大学衣长军和李赛基于企业微观数据检验逆向OFDI技术溢出的存在性以及制度距离和海外华人网络对企业逆向OFDI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逆向OFDI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存在“生产率悖论”；逆向OFDI技术溢出受制度距离和华人关系的调节作用；制度距离、海外华人网络与逆向OFDI技术溢出分别存在“制度距离悖论”和“关系嵌入性悖论”现象。随着全球国际移民数量的增加，国际移民对东道国经贸发展产生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移民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力要素的跨国境流动，其自身的特殊性可能会对资本的跨国境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华侨大学李可爱、许培源和陈乘风将国际移民影响东道国吸收FDI的作用机制概括为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契约履行度和移民投资促进效应，然后利用全球21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际移民显著促进了东道国FDI的流入，移民东道国法律相对越健全，国际移民对东道国吸收FDI的作用越强，且随着移民东道国的发展程度提高，这种促进作用也在增强。适度放松移民管制促进中国从全球吸收FDI，利用“侨梁”推动中国在东南亚投资，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四、金融运行风险与应对策略
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政策逐渐引起重视，存款准备金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审慎政策，在学术界和政策当局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上海财经大学杨飞和赵方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混合识别方法，分析中国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宏观影响。研究发现，与提高存款利率相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弱，而且提高存款利率对贷款影响不明确。存款准备金政策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存款利率政策在稳定物价方面效果更好，两种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流动性风险是现代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最重要风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周凡和齐天翔基于中国189家商业银行2009—2014年度财务数据以及16家上市银行2004—2015季度财务数据，采用流动性创造指标衡量银行流动性，研究竞争与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占有度更高的银行流动性越高，银行间的存款和贷款竞争对流动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在风险承担能力越小、风险越大的银行中，竞争对流动性的影响越大，这一结论支持了“竞争—脆弱”假说。他们认为不仅要减少不同银行间的不当竞争，保证银行的流动性水平；而且要关注不良贷款率较高的银行流动性，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防患于未然。
信贷错配是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在金融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尤为突出。在我国，商业银行常态信贷错配表现在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行为上存在信贷供给差异。江西财经大学舒长江和胡援成基于我国经济现实，放松企业同质性和“完美银行”的隐含假设，将国有、民营的“二元”信贷错配和商业银行脆弱性特征同时引入带有金融加速器效应的DNKDSGE模型，运用数值模拟及脉冲响应分析来考察我国信贷错配和商业银行脆弱性特征下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模拟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约束条件的不同，金融加速器效应的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性。由于放松了“完美银行”假设，外界微小冲击通过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双重扩大（收缩）机制，使得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显著。又由于我国典型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二元”信贷错配的存在，造成了我国整体外部融资风险升水的杠杆率弹性被低估，对金融加速器效应又具有一定的冲抵效应。
越发复杂的金融网络是引发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华侨大学吴宜勇和胡日东基于无标度网络建立银行间的债务关联，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分别从网络直接连接效应，资产廉价销售的价格效应及变现费用三个渠道对银行系统的风险传染机制进行研究，并分析资产注入和非流动资产直接购买这两种救助方法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网络平均度的提高银行违约率随之增大，达到一定程度时银行违约会有爆发性增长；变现费用的增加导致违约损失率非线性增长；资本缓冲率的提高可以有效延缓违约损失的传染效应；资产销售的级联效应远远大于网络连接的直接效应；资产注入和非流动资产直接购买的救助方法对于防范风险传染都是有效的，但前者侧重于缓解网络连接的直接效应，后者侧重于资产销售的级联效应。
部分参会学者也关注了市场行为与股价波动。暨南大学谭政勋和黄锦东通过改进了小波领袖法，并在改进方法框架内，利用MetropolisHastings算法的贝叶斯估计法计算了上证指数收益率序列的多重分形谱，准确识别了上证指数趋势发生逆转的重要转折点。东南大学许从宝、刘晓星、石广平应用SVTVPSVAR模型，研究沪港通资金净流入、投资者情绪与上证综指波动三者之间动态关系的时变特征。研究发现，沪港通资金净流入不仅通过自身交易对上证综指波动产生影响，还通过投资者情绪渠道来间接作用于上证综指的运行，即投资者情绪是沪港通交易机制影响上证综指波动的一个重要“桥梁”。
五、人口问题与收入分配
基础设施建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增进国民幸福的关键举措。华南理工大学卢扬帆首先基于生产性、服务性和保障性三个维度，构建基础设施综合供给测量体系，然后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基础设施供给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效果。他们发现，基础设施供给水平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且促增效果要大于收入因素，但对高收入和外地户籍者的影响并不明显。他们建议实行以居民幸福为导向的基础设施供给政策，未来主要着力点应是创造和完善一个科学的基础设施供给模式和产权制度。华侨大学肖威研究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他先是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保险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利用CGSS数据实证检验社会保险参与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都显著地增进了人们的幸福感，人们面临的长寿风险和医疗风险越大，则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对人们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越强烈。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则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增进作用越强烈。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人口结构变动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西南财经大学叶胥和张鋆构建一个包含生育率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探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状况。结果发现，当育儿的消费成本系数较高时，生育率呈现顺周期性特征，反之反是。研究认为，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的核心是降低育儿的消费成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更多关注生育医疗供给、学前教育供给和住房供给等相关配套政策。华侨大学张秀武和李翔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研究“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中国居民家庭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对降低居民储蓄率、促进消费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效果更为显著。同时，对扭转中国经济增长被人口老龄化问题弱化的局面也做出了贡献。
目前，中国正经历着人口年龄结构持续而深刻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华侨大学赵昕东和刘婷通过建立包含考虑现收现付模式与个人账户模式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的OLG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他们发现老龄化将降低居民储蓄，现收现付模式的养老保险也会降低居民储蓄率，但是缺乏弹性，即社会统筹模式的养老保险将较大程度的挤占消费。同时，个人账户模式的养老保险完全挤占了居民储蓄。华侨大学黄智淋等建立2000—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的经济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老年人口比率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老年抚养比、老少比、总抚养比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均会阻碍经济发展。华侨大学陈鹏军则将风险理论的破产时刻概念引入到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平衡的测算中，通过构建精算模型研究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破产边界和偿付能力。结果表明，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偿付能力随着年份的推移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在没有外界资金注入的情况下，制度将于2070年“破产”，而延迟退休可以显著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偿付能力，并将基金的“破产”时刻往后大幅推移。
在过去几十年中，家庭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呈增加趋势，社会贫富分化和不平等问题日趋凸显，财富不平等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苏梽芳和马小香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研究金融市场参与、多套房持有的财富分配效应。其结果认为，金融市场参与、多套房持有对家庭财富积累都有促进作用，在增加家庭财富积累的同时，也扩大了家庭财富分布不均等程度。北京师范大学蔡诚和杨澄宇通过引入代际间生产力联系、意外遗产和主动遗产动机，建立一个多期世代交叠模型研究遗产税对财富分布的效应。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主动遗产动机增加了财富不平等程度，而意外遗产则不能很好解释财富分布不均。通过降低遗产税率和提高遗产税的起征点可以降低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差距，并相对减轻对富人征税造成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