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出现了趋势性的新常态。这一变化是客观规律使然，也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经济新常态，要求创新宏观金融调控思路和方式，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鉴于此，2016年10月14日，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064）“基于物价调控的我国最优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课题组主办的“经济新常态与宏观金融调控国际研讨会”在南京财经大学召开。
    本次研讨会采用主旨演讲与论文宣读相结合的形式。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阿拉巴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国内外3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经济新常态、宏观金融调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增长等主题展开讨论与交流。
    一、 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与政策配合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宏观调控环境发生了一系列转折性变化，增加了宏观调控难度。目前我国宏观调控体系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如何改革？宏观调控政策要如何配合才能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目标？与会学者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和操作性的观点与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教授指出，虽然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既与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有关，也与经济周期性放缓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力度不足等因素有关。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本身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效率不高。主要包括：（1）未能厘清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的关系，以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的现象时有发生，降低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率；（2）宽泛化的宏观调控目标下公众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从而降低了调控效率；（3）货币政策处于从属地位，弱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为解决这些问题，应从五大方向对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进行改革：一是宏观调控应定位于对经济短期波动的逆周期调节，是总需求管理而不是微观干预，更不是替代市场机制；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目标应重在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双重稳定；三是应强化货币政策的主导地位，减弱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弱化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四是货币政策应加快向价格型调控转型的步伐，注重预期管理并加强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五是财政政策在常规时期应回归公共财政，但在危机时期要充分发挥扩大内需的作用。
    稳增长是宏观调控的要义，调结构是宏观调控的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中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带来工业生产企稳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算意外的意外：全国百城房价普遍上涨。他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服务于稳定短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政策手段。为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目标，权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利弊，目前应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同时货币政策应予以积极配合，但不宜过早地把货币政策发挥到极致。近年来，货币刺激对资产价格的助推作用日益递增；在经济结构扭曲及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资金持续脱实向虚，给金融稳定带来巨大冲击；专项建设基金虽然流程快、成本低并带杠杆，但其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特别国债”，一旦投资项目收益出现问题，可能增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因此只能是目前稳定经济增长的应急之策，不能长期使用。
    物价关乎国计民生，控物价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064）首席专家卞志村教授在全面介绍项目申请背景、主要成员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新常态下，为更好地调控物价，建议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体制应作如下调整和完善：一是完善管理体系，加强对公众预期的引导与管理；二是借鉴国外经验，调整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三是转变政策取向，实施结构性减税；四是开慧眼，提高经济分析预测能力；五是利其器，完善物价指数编制，创新政策操作工具；六是促改革，政策体制向“主动货币/被动财政”转型。
    二、 货币政策、金融风险与宏观审慎
    中国GDP增速“破七”之后，经济增速回升缓慢，而过去几年累积的金融风险正在释放。在此背景下，中国选择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作用如何传导？如何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
    当前，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确立有其内在逻辑。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以2013年为切入点，通过对这一年中出现的“钱荒”现象和人民币贬值导致流动性出现拐点问题的分析，推导出当前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内在逻辑，指出稳健货币政策既要量要适度，又要价要合理，并对2013年以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进行了总结。温彬研究员认为，我国负债率在世界范围内已处于较高水平，而鉴于国际经验和国内房地产信贷情况，中国货币政策选择应是保汇率，而非保房价。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直是中外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教授马俊以美国为例，分析了货币政策、银行持股公司和金融稳定3者间的关系。他指出，银行持股公司进行公开市场业务虽然能通过保护贷款业务抵御利率风险，从而有利于提高绩效，但如果公开市场业务风险承担过度，则会提高银行控股公司发生危机的概率。在公开市场业务、贷款业务和首席运营官行为最优条件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降低银行持股公司发生危机的概率。由于中国银行业在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持有大量头寸，因此资产价格的潜在下降将使银行业提供信贷流动性的能力降低。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援成教授和南昌航空大学教师舒长江博士指出，不同金融市场约束条件下，金融加速器效应及其对不同冲击的影响路径和程度呈现显著差异。由于信贷错配降低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扭曲了价格信号，导致金融加速器效应被低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弹性，使得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亟需改革当前国企和民企融资地位不平等现象，创造公平竞争融资环境，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由于商业银行脆弱性会增大金融加速器效应，使得微小外界冲击导致更大经济波动，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商业银行监管，提高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商业银行稳健持续健康经营。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华昱副研究员指出，情绪冲击对宏观经济中的名义变量（如产出、房地产部门投资、房屋价格）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非房地产业的实际变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在长期则较为有限。房屋供给冲击、情绪冲击和货币冲击能够解释大部分房价和房地产部门投资波动，在存在情绪冲击的环境中，货币政策应该对房价波动做出反应，以降低由经济波动所引起的损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许志伟副教授指出，收入不确定性冲击是产出和投资波动的重要驱动力，这是理解经济形势不确定下中国经济周期的重要维度。同时，从动态来看，由于以利率为工具的价格型规则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价格，因而比以货币增速为工具的数量型规则具有更好的稳定效果。因此，新常态时期，通过金融创新来缓解家庭层面的流动性约束，并进一步加强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增强利率作为资本市场价格信号的作用，是货币政策有效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关键所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杨飞和赵方博士指出，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贷款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对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影响较弱，且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有比较优势，而存款利率政策稳定通货膨胀的效果较好。与传统货币政策效果相比，存款准备金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替代性。
    “货币数量论失效问题”也是学术界近年来比较关心的问题。南京大学经济学院范从来教授和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丁慧博士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部门间价格传导效应下降引发的CPI在衡量总体价格水平方面的偏差是货币数量论失效的重要原因。如果将资产价格纳入编制广义价格指数作为新的物价衡量指标，那么“货币数量论”依然有效，依然可以作为中央银行数量型调控的理论基础。他们建议，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不应仅盯住CPI，而应关注纳入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致力于维持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整体价格水平稳定。与此同时，不宜盲目使用宽松货币政策，而应在保持稳健的基础上提高货币存量的使用效率，关键是进行资金流向的结构性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监管明显地朝宏观审慎转变。对此，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中国金融》主编魏革军研究员指出，引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是我国宏观金融管理政策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在对MPA的探索历程、作用、指标体系、与货币政策和传统金融监管的关系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介绍的基础上，魏研究员强调，MPA符合金融管理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向，不是行政管制或规模控制，引入MPA是我国顺应国际国内治理需要的必然选择，为未来金融管理提供了清晰的、逻辑的制度框架，并带来诸多有益启示。湘潭大学商学院教师许先普和冷智花博士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房价波动的作用机制、政策效率以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指出宏观审慎政策通过约束居民信贷行为，弱化了抵押品渠道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房价波动，增进了居民社会福利收益。同时，由于价格黏性的存在，货币政策对房价波动做出反应能强化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果。因此，为实现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传统泰勒规则并不适合我国现行的经济运行体制，政府应该采用协调性的泰勒规则来配合宏观审慎政策调控。
    数字货币问题和国际储备问题也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汪洋教授指出，数字货币取代传统的银行券和硬币作为主要的交易和支付工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性发展趋势，但与传统信用货币相比较，数字货币不能算是中央银行的负债，目前中央银行也没有垄断发行，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可看作是对传统货币发行的一种超越。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杨楠副教授认为，我国当前国际储备尚未达到基于预防性功能的区间下限，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适当增加国际储备规模，其中若增加黄金储备的规模可以降低国际储备的合意区间下限，更有效地发挥预防性功能。
    三、 财政政策、政府债务与制度属性
    财政政策能同时影响总需求与总供给。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重背景下，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目标？这是摆在经济学人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与会学者各抒己见，献言献策。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增加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风险，进而影响财税政策的稳增长效应。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副院长朱军副教授通过构建含有具体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DSGE模型，分析了不确定性政策对于稳增长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反事实仿真”的方法讨论了“预期性”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福利影响。他指出，财政不确定性指标和经济波动指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不确定性不利于经济增长。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强调“稳增长、调结构”的背景下，一方面，财政和税收政策的着力点应该集中于财政投资支出和所得税减少政策；另一方面，强调政策的“预期管理”和“承诺一致”是减缓经济波动的重要方面，应注重财政政策的“忍短痛、治长痛”，避免短期不确定性因素极高的“头疼治头、脚痛治脚”的短期化、波动化。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仝冰副教授通过研究利率外生固定情形下经济波动的特征发现，利率固定可能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而政府可以使用财政政策减少这种经济波动。政府民生支出是政府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规模与结构影响着宏观经济与居民的生活水平。天津大学统计学系主任曹景林教授等通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政府民生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相同，增加民生转移型支出和民生投资型支出虽然都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产出以及投资的上升，但民生转移支出的增加降低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使得就业下降。同时，由于负财富效应，消费型民生支出的增加虽然能使产出增加，却抑制了居民消费。因此，政府在实施民生支出政策时，应选择适当的支出策略，使民生支出政策既能带动经济发展，又能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于民。
    在当前复杂的经济背景下，中国政府债务是否合理并具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南京大学商学院张涤新教授和干伟明博士指出，中国政府债务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考虑到经济减速背景下政府偿债能力减弱、房价逐渐趋于理性使得政府土地收入大幅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规范、投资效率低下、期限错配等因素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长期来看，中国政府债务率的提高空间已经不大。因此，他们建议：（1）政府应创新机制体制，采取“小政府，大服务”方式加快政府职能转变；（2）降低政府债务发行成本，严格控制政府债务投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选择债务发行对象，调整债务期限结构，调整债务利率，使其真正发挥无风险利率的基准功能；（3）政府应着手控制债务增长速度，保证债务风险在可控制范围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肖卫国教授和尹志超博士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管理问题，认为政府财政政策的稳健是金融稳健的必要条件，融资平台使得政府潜在财政赤字过高，持有政府债券的金融机构的风险也将上升，进而系统性风险上升。所以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管理应引入宏观审慎思维，在经济上行时期，要关注金融失衡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在经济下行时期，要关注实体经济增长。同时，政府要努力促进融资平台公司转型，按照市场化原则融资和偿债，消除政府隐性担保，实现风险内部化。
    财政政策的制度属性直接关系到政策目标的指派和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效果。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尹雷博士在局部制度模拟视角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属性进行了识别，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在1980—2015年间始终为李嘉图制度，即物价水平主要由货币当局决定。这一结论意味着，我国财政当局拥有较广的政策空间，在保增长、调结构和推进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不必受通胀问题掣肘，其政策目标和具体措施应更多地关注于增长问题，而非价格问题。同时，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上，政府当局需充分尊重央行的独立性，自主维持政府预算现值约束，即实行积极性货币政策与局部李嘉图财政政策的制度搭配，而提升央行行政级别、提高财政政策透明度、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传递李嘉图制度预期，是未来可行的政策操作。
    四、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金融市场
    新常态不是不要发展速度，而是要有合理的发展速度，经济增长要保持在合理区间。稳增长与调结构是有机统一的，二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有效调控达到一致，即通过结构优化、产业升级，为整体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新动力，促使整体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市场无疑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世界级问题，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都对这一问题充满兴趣并展开研究，如《欧洲经济评论》主编、美国华盛顿大学Theo S. Eicher教授。根据最新的数据预测值，Eicher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将难以维持。中国经济到底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呢？他认为中国经济不是着陆的问题，而是表现出一种动态调整的“新常态”，这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常态”表现有所区分，因为这种“新常态”的显著特点是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并存。中国目前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是坏事，而是结构性调整的经济表象。中国正在从低附加值产品生产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转型，这一点从中国2005年第三产业405%的占比增长到2015年505%的占比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类似于1977年的美国，因此可以根据美国等国家的数据对中国30年后农业、能源采矿、精细化工、批发零售贸易等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预测：未来，中国的社区、公共管理、医疗服务等服务业将增长最快，另外金融保险、信息通讯技术以及管理等高附加值产业也会表现出强劲的增长优势。
    经济增长会带来居民福利的相应提高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赵颖博士后以房地产市场为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他指出，无论在总量还是结构上，地方政府住宅用地的供给计划均相对不足，这造成住房市场上供需关系相对紧张，从而推高了辖区内房价。其内在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官员在不同类型的土地出让行为中具有差异性的目标函数，即在晋升的资格赛中赋予经济发展的权重和弥补财力缺口的权重高于住房供应。随着人口结构对房价的影响逐步减小，投资渠道有限和货币供应量超发也是导致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这种房价上涨进一步逐渐推升了社会一般商品价格，从而影响了居民福利的实质性改善。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谨慎权衡发展和分配之间的问题，他们既需要合理安排用地促进经济发展，又需要重视住宅用地在民生改善中的重要意义。
    2014年人民银行金融市场与信贷政策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企业创新是关键。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杨荣海教授指出，整体而言，我国金融支持系统很好地发挥了其对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效率，但是从金融支持整体系统的各因素来看，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与货币政策各自对金融支持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呈现推动作用，反而带来了金融支持效率的下降。这说明，金融支持各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资产泡沫，出现了支持过度迹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过度的金融支持投入，会带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轮的产能过剩，降低了投资的利润率，不利于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针对现在出现的新现象，需要积极推进金融支持各种层次市场建设，完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徐寿福副教授认为，企业是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的微观主体，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依赖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股权市场对于企业研发投资和创新能力增长具有引领和促进作用，资本市场估值水平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研发投资，但政府干预削弱了市场机制对公司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因而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的功能边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促进企业研发投资的关键。
    如何防范风险以促进金融市场更好发展？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徐亚平教授认为，金融市场需要克服现代的“流动性陷阱”风险。根据传统的“流动性陷阱”理论可知，“流动性陷阱”下，中央银行不管增加多少货币供给，增加的货币供给被人们持有在手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能够促进产出。现代的“流动性陷阱”与传统之区别在于，在现代金融经济中，由于存在多种流动性金融资产或资产组合，当人们存在着流动性偏好时，出于对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人们一般不是将货币窖藏在手中，而是要寻找金融投资的机会，如以定期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或购买股票、其他各种形式和期限的债券、准金融资产如房地产等,从而在更广泛的金融资产上形成流动性陷阱。他进一步指出，“流动性陷阱”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预期与信心的问题，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机制，即如果对未来预期悲观，会进一步加速经济萧条的到来。暨南大学谭政勋教授对小波领袖法进行了改进，并结合Metropolis Hastings算法的贝叶斯估计法，准确识别了上证指数趋势发生逆转的重要转折点。他建议，管理部门应集中力量开发多重分形模型，以便更准确地提前识别出市场潜在的重大风险。同时，为了更好地防止股市风险的爆发，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等政府管理机构应在日常工作中积极防止股市出现“意料之外”的波动，而在股市出现较为严重的多重分形现象时，须密切关注并妥善安抚市场情绪、稳定市场，以防投资者做出非理性行为和市场整体信心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