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于2007年开始举办，至今已连续举办十届。本论坛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大批重大学术成果，培养了一大批研究骨干力量，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和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影响，已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2016年9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第十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暨第六届《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与体系构建。论坛得到了国内众多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共收到征文130余篇，其中入选82篇。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37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5所科研机构，以及《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家》杂志社、《当代财经》杂志社、经济管理出版社等10家出版单位的共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南昌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论坛开幕式由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王小平主持，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代表论坛主办方分别致辞。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春学研究员分别作了主旨报告。各位专家在广泛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和中国经济运行发展三个研究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交流。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一）传承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林岗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的四个范式。一是用生产关系必然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来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技术的变化将引起生产组织的变化，生产组织的变化将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将引起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二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控制了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而谁控制了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谁就在分配关系、交换关系以至消费关系中居于主导的地位。三是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规范。经济学研究在涉及到政治、法律和伦理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现象和范畴时，应当依据作为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的经济关系，对这些意识形态的现象和范畴的特定社会含义做出说明。四是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的经济学可以说是以整体主义为特征的，人们的行为模式（目标和约束）是由它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
    （二）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是一个逐渐被人们遗忘的经济学家，但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过有说服力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使古典（劳动）价值论达到了巅峰。陆长平详细地介绍了斯拉法的资本理论模型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启示。一是收入分配是由“劳资双方”的利益争夺历史决定的，并非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由“边际生产力”决定，否定了新古典相对价格决定的“边际”观点。二是利润率即稳态利率和“较为迂回”（人均资本更高）的生产方法之间并不存在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单调逆向关系”。三是资本量的计量依赖于利息率，使得利用总产量对总资本求导的边际生产力方法来决定利息率和工资率在逻辑上存在循环论证。四是应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劳动价值理论，因为一种商品的“价格”绝对不可能简单地与生产该种商品所耗费的直接和间接“劳动”完全一致，除非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即资本的分配变量（利润率）为零时才会成立。五是“两个总量相等”（利润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相等、价值总量和生产价格总量相等）的价值转型问题，以相对价格的波动呈现出来，而年总纯产品不会发生改变。
    罗雄飞认为马克思是以异化劳动为基础，通过对工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进行考察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古典经济学从肯定性意义上对待劳动价值论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价值立场和思维方法方面与古典经济学存在根本差异。
    效用论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由来已久。何祚庥借鉴光的波粒二象性理论尝试构建了一个劳动和效用相统一的价值论。他认为效用恒等于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等于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广义科技效率因子的乘积。广义科技效率因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直接由科技进步带来效率的放大因子；由市场效率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所带来的市场繁荣效率的提高因子。人类社会是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劳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生理学支出的能量为基础的体力劳动，另一种是以耗氧量为基础的脑力劳动。这两种劳动形式，都对人类社会所积累出的财富有巨大贡献。体力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石，脑力劳动在基石上创造效率，因而劳动×效率=效用。如果说，马克思时代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能很详尽地讨论脑力劳动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的话，在现代社会，就再也不能忽略脑力劳动的贡献。他认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不是“相加”的关系，而应该为相乘的关系，即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乘以脑力劳动所创造的效率等于使用价值，也就是等于效用。这里引入一个无量纲的“效率”因子作为沟通效用论与劳动价值论的桥梁，该“效率”因子即全要素生产率。
    张俊山则认为应坚持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运用劳动二重性原理科学地区分价值运动和使用价值运动，准确地认识两者的关系，既不把价值运动直接当成使用价值运动，又在准确把握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上，通过价值运动反映使用价值运动。如果把价值运动直接当成使用价值运动，就陷入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泥坑；如果把价值运动与使用价值运动相分离，那么价值运动就成了无本之木，悬在空中的虚幻运动，这样就陷入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泥坑，同样不能理解社会物质生产。离开了科学的价值理论的经济理论，必然是充满拜物教的非科学理论。
    （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
    张俊山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给出了关于国民经济有机体基本结构和内部关系的系统分析，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国民经济有机体的理论指南。冯金华则对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模型作了深入研究，发现了在马克思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原模型中两大部类的产出增长率与积累率不能同时实现趋同的矛盾。他研究发现，如果在马克思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模型中引入利润平均化的条件，并假定第一部类的积累率始终保持不变，第二部类的积累率总是根据第一部类的积累率而进行调整，以保证两大部类之间的供给和需求平衡，则无论整个经济的初始状态如何，从第二期开始，第二部类以及整个经济的积累率都将等于第一部类的积累率，从而，它们的增长率也将等于第一部类的增长率。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第一部类的最优积累率应为625%，而且第二部类的积累率也将趋于625%，两大部类的增长率均为125%。该研究得出了一项重要结论，在利润平均化条件下，给定一个经济的计划增长率，总可以通过确定一个第一部类的积累率与之相对应来实现这个计划增长率。
    二、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实践要求理论研究工作者从经济学理论上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理论概括的系统性经济学说。
    （一）学科定位
    在历史阶段上。洪银兴分别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学科定位，认为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在学科任务上，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服务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要研究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诸如发展方式转变、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发展问题，要寻求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助推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罗雄飞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思想解放为导向，重在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而当今的理论任务则是将改革开放的硕果转化为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邱海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定位为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为中国发展、赶超、崛起、复兴服务。
    （二）发展基础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有方法论基础，而且要具有充分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杨春学认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思想基因的理论化是我国辨识“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坐标或参照系的底色，但其中的思想基因还存在一个理论化的过程。
    蔡继明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只有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对原有的理论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创新，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是由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教条主义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既定结论，而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把是否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生产关系先进与落后的尺度，坚持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中介分析，才能够不断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紧密联系中国的国情，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并通过执政党的决议和宪法的修改，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
    周文认为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的伟大实践解构了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中国并没有遵循西方的教条，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短短的30多年时间便快速崛起，实现赶超，以更为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
    孟捷认为市场经济经过200年的发展在理论上形成了三个版本。市场经济10是斯密在《国富论》当中构想的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私人企业，国家只是守夜人。市场经济20是凯恩斯所描述的国家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主体的经济形态。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发展实践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现象，为形成市场经济30奠定了实践基础。市场经济30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资本构成的三维市场经济，与前两个版本相比新增了一个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他认为，市场经济30的理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重构为前提。
    乔榛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吸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运行机制理论，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吸收马克思的人本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归属。
    （三）话语体系
    洪银兴认为在构建话语体系过程中要注重继承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中挖掘其系统的发展生产力理论，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理论建构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要把以发展中国家发展为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和以增长为对象的增长经济学（包括新增长理论）的积极成果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需要用中国的理论来进行总结和概括，而不可能用西方的经济学来说明，中国的发展理论要讲中国故事、体现中国智慧。周文认为构建经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提炼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如果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概念和范畴，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成熟的、完整的和系统化的体系。
    （四）理论难题
    1.以动态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
    杨春学总结了社会主义的两种实践发展形态：（1）“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2）“‘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让我们获得了改革最迫切需要的历史方位感，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底色。罗雄飞则认为苏联模式具有历史合理性，可以看成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所必需的过渡性历史形态，但不是社会主义。否则，逻辑上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从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变，改革开放就必然被质疑为历史倒退。所以有必要把马克思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与苏联模式剥离开来，并重新把它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结合起来。
    2.源于经济发展实践来判断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
    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未来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设计的“三位一体公式”。蔡继明认为“三位一体公式”已经被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所取代。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那就意味着不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其基本经济制度都必须是公有制，而所谓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初级阶段就不能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多可以看作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当前经济制度绝不是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预想中的社会主义，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问题
    杨春学认为市场是中性的，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形态与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关键性差异在于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通过对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施加的影响让国家屈从于资本的意志，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资本把其利益以社会利益的名义强加于社会。
    简新华则从市场经济对企业性质需求的角度阐明了两者的相容性问题。他认为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制度是自主企业制度，就是面向市场、参与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主要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公有制企业如果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就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就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一方面，我国公有制企业已通过转机改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规范有效的治理结构和企业的民主管理，已经能够做到面向市场、参与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另一方面，因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发展公有制经济初级阶段还做不到全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单一公有制。为了鼓励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须允许公有制企业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社会不能无偿占用或者调拨拿走公有制企业的产出，也必须实行等价交换，所以公有制企业的生产和交换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公有制经济也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
    荣兆梓讨论了市场与资本的生产力基础，认为当代全球生产力的基本状况决定了市场经济长期存在的必然性；资本创造和积累剩余劳动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它与市场经济将长期共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资产，一方面应保持公共性质归全体人民所有，另一方面作为公有资本又应当具备资本固有的特征。公司制改革是国有经济改革按资本逻辑迈出的坚实一步，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继续遵循资本逻辑利用信托制实现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体制转化。
    罗雄飞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作历史使命，收入分配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要素因素会参与财富分配。
    （五）发展方向
    在研究对象方面，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突破应从生产力成为研究对象开始。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进入生产力领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将越来越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及指导作用也将越来越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相互联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科学，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葛扬认为把生产力纳入研究范畴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探索。
    在方法论方面，邱海平认为现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政策解释多、理论继承少、体系性不强等主要缺陷，必须创建新的历史哲学即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张衔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总体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引入数理分析方法，避免用数理逻辑代替经济学逻辑，更重要的是运用数理分析方法解决我国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使数理分析不脱离经济发展实践。
在创新实践上，张晖明认为需要处理好三个向度。一是创新的思想理论向度：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与中国经济既往（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系；与“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二是创新的学术实践活动向度：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三是创新的成果表现向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理论”的世界化、“中国理论”的大众化。
    在创新路径上，蔡继明提出必须做到如下几点：一是要全面把握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二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三是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四是要区分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和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五是要通过学术自由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积极总结并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源于中国，发展于中国，服务于世界。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创新，赵学增深度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供给侧改革理论，为我国供给侧改革给出了理论基础。
    丁任重从理论依据、制度基础、政府和市场关系、经济背景、政策着力点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本质差异。他认为需求侧和供给侧是平衡经济增长的两翼，两者缺一不可。中央强调供给侧管理，是为了在新的发展水平上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再匹配，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促进经济增长。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上提出了五条建议。一是要树立正确的宏调思路，需求与供给两侧需同时发力。中西部的交通设施、棚户区改造和地下管网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加大投资，环保、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也需要增加投资,扶贫脱贫攻坚更需要增加投资。在供给方面主要是放松管制与约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激发企业活力，提升有效供给能力，改善供给结构。二是要做好加减乘除法优化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的制定需适当向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要倾斜，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去库存速度，同时加快淘汰僵尸企业；以创新发展为指导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坚持绿色发展，提高违规排污的成本，降低资源消耗与排放规模。三是要正视投资与转型的关系，增投资与调结构并举。四是多角度推进科技创新，全力培育供给新优势。五是以多元化改革为抓手，优化供给端的制度环境。
    卢映西认为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流派无一承认生产过剩问题的存在，从而也不可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基础上，才有可能准确把握经济现象的本质，进而开辟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制度变革的新方向。
    （二）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严法善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思想作了全面梳理，认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是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决定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当前追随型创新更重要。协调的方式是发挥整体效能，协调的目的是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当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文明程度和国民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匹配等方面的矛盾。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开放发展是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的先进理念，只有坚持开放发展，才能在国际比较和竞争中推进创新，使协调发展获得新空间，使绿色发展获得新活力，使共享发展获得新基础。共享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胡德龙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了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体系，认为科技进步主要受技术创新、经济结构、生态效率、开放度和人力资本五个主因素的影响，构建了科技进步的“五轮驱动模型”，打开了科技进步的黑箱，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科技进步贡献率及分解做了实证分析。
    （三）中国式经济治理
    经济治理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所涉及的一个中心议题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杨春学认为仅仅借助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般理论是无法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的治理问题的。在中国的语境中，更为重要的是正确处理两组关系：中央-地方政府结构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关系。
    卢江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对经济民主进行了解读，发现经济民主是多种资源配置方式糅合的产物，其自身包含严重的逻辑悖论，无法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难题。对经济民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表明，资本所拥有的局部权可以逐步与劳动共享，但资本核心权恰恰是依靠市场日益坚化的，完全寄希望于市场实现经济民主是一种不切实际。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认清经济民主的市场实现论本质并科学借鉴西方经济民主中的有益成分。
    梁洪学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国企治理的相关问题。他认为从市场竞争中选拔职业经理人是新时期国企法人治理运行机制的一个重大变革，为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平开启了一个重要动力源。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对经理人进行了提纲挈领、生动而深刻的描述，这对我们认识现代企业经理人的职能性质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现代企业经理人是伴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司制的产生而出现的，与企业家有着本质不同。在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变革和社会分工更加深化的大时代背景下，现代企业经理人作为一个普遍而具有影响力的角色，对当代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农地产权改革
    农地制度及其改革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冒佩华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划分为三个阶段：合作化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和现阶段的土地规模流转。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我国现代化中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认为马克思主义农地产权理论及其发展是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产权权利主体的利益追求和生产力发展是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动因；市场化的操作平台和运行机制的到位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体制条件；农地集体所有是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必然方向；形成以农户家庭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是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中农业经营方式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本届论坛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总结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推进中国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贡献了智慧，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