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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低碳经济论坛(武汉)”综述
时间:2015-12-18       稿件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2015年9月18日,首届低碳经济论坛(武汉)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低碳经济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交流。
    开幕式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教授致辞,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科研情况,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做了题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演讲。
    裴长洪主编指出,2015年前八个月中国经济的总体特征可概括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稳中有难、稳中求进”。“缓中趋稳”体现在工业生产基本平稳。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但工业增长仍然有下行压力。“稳中向好”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良好。1—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3897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9%。“稳中有难”体现在第三产业投资增速快、房地产投资再降。1—8月份第三产业投资189862亿元,增长11.9%,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1—8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106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3.5%,增速比1—7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不振。“稳中求进”体现在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稳定,消费物价回稳,社会融资稳定增长等方面。总体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仍是趋好的。
    一、 中国碳排放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了长期高强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成绩斐然。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化石能源等常规能源的使用造成的环境问题及后果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全球变暖、废气污染、光化学烟雾、水污染和酸雨等危害引发了全民对于碳排放问题的关注。
    陈闻君和刘晓婷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域煤炭消费数据,运用ArcGIS93软件,借助标准差椭圆模型,采用ESDA方法对中国省域煤炭消费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研究,发现:(1)2001—2012年,中国省域煤炭消费呈现出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2)标准差椭圆呈现逐渐向西北地区移动的趋势,总体上以河南省为核心,范围包括了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域。(3)煤炭消费重心呈现西南—东北—西北—东南方向的变动趋势。作者提出,政府在“新常态”背景下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需要注重空间关联作用。
    罗捍东和丁丹对中国各省碳排放量、碳排放效率分别进行测算,并对结果进行了研究分析。作者参照IPCC、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供的方法,估算了30个省区市在2003—2012年的碳排放量,并运用面板数据与超效率DEA模型,对各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的碳排放有比较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碳排放量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绝对量上大大超过西部地区。(2)从整体看,中国碳排放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大部分省总体变化幅度不大。从区域差异角度看,东部地区年平均碳排放效率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虽然中部、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相对低,但并不意味着碳排放低的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陈闻君和刘晓婷基于2000—2012年新疆能源碳排放数据,发现新疆碳排放高峰区域呈现出由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向四周扩散的趋势。李莉等利用新疆统计年鉴(2008—2013年)的数据,通过构建煤化工产业低碳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新疆煤化工产业低碳型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1)新疆区煤化工低碳产业发展水平仍处中级水平,低碳型发展程度不高。(2)分类指标方面,经济效益指标得分高于产业政策环境指标和产业低碳型特征指标,可见存在一定程度的粗放式发展状况。由此不难看出,以新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碳排放情况并不容乐观,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王梦醒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各种资源环境问题也不断凸显,其中由城市化带动的能源消费的快速且大幅上涨,进而导致碳排放量急剧攀升,使得我国城市化进程在全球低碳的呼声中压力陡增。作者将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提出了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N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的假设,即碳排放随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先后经历下降、上升和再下降的起伏过程。作者基于Ehrlich(1971)提出了环境影响决定因素的IPAT模型,构建计量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上述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和碳排放之间存在倒N形曲线关系。
    二、 低碳经济影响因素分析——国内视角
中国的碳排放形势严峻,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更好地处理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重要发展途径。
    (一)着眼全局
    黄策等基于外溢性公共品视角,探讨了政府层级间污染治理责任划分与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构建中央集权供给、地方分权供给、中央设定治污补贴和一次总付式税收三大模型,对中国治理地区跨界污染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若不存在外溢性,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两种制度的污染治理效率相同;若存在外溢性且外溢性在地区间的差异较大时,地方分权的治理效率更高;若外溢性在地区间的差异较小,则中央集权治理污染更有效率。(2)由中央设定治污补贴和一次总付式税收的方式优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模式。
    在要素投入驱动下,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迅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吴光豪和王班班认为城市化和工业对中国碳排放有比较大的贡献。作者使用1997—2012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发现:(1)城市化直接减少了CO2排放,而工业发展与CO2排放呈倒U型关系。(2)东部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发展并没有直接影响CO2排放,而是通过提高人均收入间接增加CO2排放,同时工业发展通过改善能源强度减少了CO2排放,城市化和工业发展的互动作用显著降低了CO2排放。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发展不仅直接增加了CO2排放,还通过人均收入或能源强度间接增加了CO2排放,城市化和工业发展的互动作用也增加了CO2排放。
    易艳春借鉴Hansen(1996,1999,2000)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应用中国246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10年间的面板数据,以人口规模为门限变量,研究发现:(1)反映我国城镇规模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非线性回归模型具有3个门限值。(2)门槛回归的结果显示,城镇化的进程显著地增加了碳排放。(3)超大城市的人口增加引致的碳排放增量最少,其次是人口少于25万人的小城镇,而中等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碳排放增加是最多的。
    卢现祥和张翼提出收入不平等对环境污染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大会加剧环境污染,但随着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影响规律会逐步减弱,当环保利益机制形成后,收入差距将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作者基于1998—2011年中国24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对收入不平等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对于现阶段的中国,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而加强环境治理又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胡小文等通过构建包含能源—经济—低碳环境(3E)系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经济波动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技术进步冲击、能源价格冲击对3E系统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企业使用新技术和提高能源价格两种手段都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治理额占比,但提高能源价格手段效果较好。
    任保平和段雨晨对雾霾污染现状及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中国雾霾天气的形成有自身的经济原因:(1)产业结构存在偏差。(2)我国长期以来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3)中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的第一大国,但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之后作者从产业结构优化机制、要素投入改善机制、能源利用提高机制、城市化完善机制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转变的机制。
    李德生从煤炭资源储量不足、污染外部性大、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三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作者结合全国煤炭总产量、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内蒙古鄂尔多斯案例等,详细论述了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的迫切性。并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低碳消费行为形成等角度说明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及方向,最终实现居民、经济、资源、环境的良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白重恩等认为要全面了解中国的能源消费情况,仅靠单位GDP能耗或者分行业的单位能耗水平等指标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最终使用视角进行分析。作者从投入产出分析原理出发,测算了中国1987—2010年间基于最终使用视角的投资品、消费品和出口品的单位能耗水平。测算结果显示:(1)消费品单位能耗始终最低,除2005年各年投资品均为单位能耗水平最高的产品。(2)扣除价格因素后,这三类产品的单位能耗在1987—2010年间基本维持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是同期中国单位GDP能耗不断下降的重要构成;在此期间,消费品单位能耗下降效果最为明显,2002年以前投资品与出口品单位能耗下降速度基本相当,之后投资品单位能耗下降趋势略快于出口品。
    (二)聚焦区际
    中国行政区域众多,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又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区域间的互动合作对促进各区域以及全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和碳污染的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罗良文和李珊珊认为财政分权对中国区域碳排放效率有重要影响,财政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区域低碳经济转型。作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变化情况进行测度,借鉴Chung et al.(1997)构建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区域碳排放效率变动的测度模型,研究发现:1996—2012年间,全国碳排放效率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全国碳排放效率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趋势。作者还运用SYSGMM估计方法,就财政分权对区域碳排放效率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区域低碳经济转型,且财政分权对区域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途径在1996—2003年与2004—2012年两阶段发生根本变化。(2)对于低碳技术效率而言,中高收入地区财政分权不利于区域低碳技术效率的改进,而低收入地区财政分权则显著有利;对于区域低碳技术进步而言,高收入地区财政分权能明显促进低碳技术进步,而中低收入地区财政分权则相反。
    张友国从贸易开放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出发,在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碳排放视角下区域间贸易模式的识别方法。作者对2002年、2007年和2010年中国30个省份和四大地区的国内贸易模式及其碳排放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区域间贸易模式并不明显呈现污染避难所模式或要素禀赋模式,某些特定年限内部分表现为环境双赢模式或环境双输模式,有些无法识别。大多数省份的贸易模式还会随着时间而变化。(2)东、中、西部地区的国内贸易模式在整个研究时期内主要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模式,但也存在随时间改变的情况。作者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只能部分解释中国的区域间贸易。
    罗良文和雷鹏飞聚焦于产业转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区际碳污染转移,认为中国产业区际转移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忽视环境成本的现象,提出碳金融市场发展为区际碳污染转移规避提供了重要市场机制。作者在明确了碳污染转移与碳金融市场发展基本关系的基础上,借助一般均衡框架,分析了企业环境寻求策略下区际碳污染转移的内在机制和碳金融在促进碳污染转移规避中的作用机理及其一般路径。研究认为:(1)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经济地区,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企业的边际环境治理成本和平均环境治理成本也较高;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对环境规制强度更加敏感;环境成本差异决定了非环境友好产品生产转移的动力。(2)假定政府环境规制和碳金融市场上均采取了一定的碳减排歧视性政策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使得碳排总量和边际碳排量达标的企业可以在生产转移承接地支付更低的污染治理费用,碳金融市场使得这类企业在接受碳金融服务时可以面对更低的服务费率;而边际碳排达标但总排量超标的企业可以通过碳金融市场购买碳排份额,若企业碳减排普遍压力大,则在金融市场上购买碳排份额的价格就会上升。
    张婷婷对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作者采用国家统计局京津冀三地2004—2013年的相关经济数据数据,研究发现:(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客观现象,并非必然规律,在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指标与工业污染指标之间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2)在环境规制方面,京津冀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北京虽有少许优势,但仍急需利用能源转型来带动大气污染的治理。大气污染的下降对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增长也都有着促进的作用。
    (三)碳排放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是治理碳污染、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2013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碳排放权交易所——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与国外碳排放交易市场相比,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才刚刚起步,其政策导向与市场开放度也是处于一个逐步探索的阶段。
    胡根华和吴恒煜利用2013年9月4日—2015年4月30日深圳碳排放权的日价格数据,结合GARCH模型构建五类跳跃强度模型,研究了深圳碳排放权收益率数据的波动性与跳跃行为。研究结果表明:(1)深圳碳排放权市场存在较强的波动持久性和明显的跳跃行为,且这些跳跃呈现出动态时变性,并与整个市场的波动率、GARCH波动率有显著的敏感性。(2)深圳碳排放权市场的跳跃方向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3)在利用五类跳跃模型解释波动和跳跃行为的过程中,仅运用ARJIRt GARCH模型时,与跳跃相关的深圳碳排放权的风险相对要少些,而并非不变跳跃强度的模型。作者又进一步研究了政策导向和市场开放等两类事件对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影响,发现政策导向和市场开放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使市场发生了时变跳跃行为。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对碳排放的治理效果如何,对这个问题国内目前尚未形成共识性的回答,但可以借鉴SO2控制与SO2排放权交易的经验。涂正革等对中国“两控区”(中国酸雨控制区和污染控制区)和“试点区”(SO2排放权交易试点)两大环境政策在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作者运用1989—2012年中国200个左右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Greenstone & Hanna(2014)提出的两阶段倍差法分别考察两类环境政策对以SO2排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的减排效果,以及对以呼吸系统疾病死亡人数和肺癌死亡人数为代表的居民公共健康的减缓效果。研究发现:(1)整体上,“两控区”和排污权交易机制均未能降低空气污染、改善公共健康,特别是排污权交易机制不但没有降低SO2排放,反而显著促进了SO2排放。(2)公众关注程度和污染事件曝光能为中国实施环境政策提供至关重要作用,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更需要借助公众的力量。
    三、 低碳经济影响因素分析——国际视角
    “低碳经济”,最早见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之后引起世界多国政府重视,外国的专家学者在低碳经济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应当汲取这些经验,助力中国低碳经济发展。
    (一)关注对外开放
    齐绍洲和刘蒂着眼于贸易开放对环境影响的两个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就“贸易开放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一定是线性的么”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建立两个贸易国家的理论模型,对本国贸易开放的转移效应、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当外国不增强环境规制政策时,贸易开放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当外国执行更严格的环境政策时,贸易开放可以改善环境质量。作者又利用中国2003—2012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就贸易开放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如果贸易伙伴国不增加其环境规制强度,那么贸易开放有利于本国环境质量的改善。(2)贸易开放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其取决于一国GDP的大小和转移环境规制成本的能力;当一国GDP较小时贸易开放恶化了该国的环境质量;当一国GDP较大时贸易开放改善了该国的环境质量。(3)贸易开放使得严格的环境政策对于贸易国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臧新和潘国秀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FDI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作者在对STIRPAT模型和Kaya恒等式分解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中国物流业的发展特征以及FDI对中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设定FDI与物流业碳排放的模型。从“直接影响”(物流业FDI对该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和“间接与总体影响”(强相关行业FDI和FDI总额对物流业碳排放的影响)两个层次就FDI对物流业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物流业、制造业的FDI和总体的FDI都显著地减少了物流业的CO2排放量和CO2的排放强度。(2)金融业FDI减少了我国物流业的CO2排放,但不显著。(3)商业FDI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物流业的CO2排放,但不显著。
    张鹏杨从成本角度出发,认为环境管制和环境效率均影响着FDI的流向。作者分别测度了2003—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管制水平和环境效率,研究发现:管制水平方面,中部地区的环境管制水平最高,其次为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环境管制水平最低;环境效率方面,东部地区的环境效率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环境效率最低。作者通过构建模型,就环境管制、环境效率对FDI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的加强对FDI表现为消极影响,而环境效率提高则有利于吸引FDI。(2)从间接效应上看,环境效率的提高通过降低环境管制强度间接有利于FDI流入。
    康雨和鲁汇迪利用1998—2012年间中国31个省市的PM2.5及相关数据,在同时考虑到了解释变量内生性及空间溢出效应这两种可能使结果有偏的因素后,探寻贸易开放程度对雾霾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各省雾霾情况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即污染的空间集聚效应明显。(2)不论是单独考虑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或空间溢出效应时,还是将二者同时考虑,贸易开放度对雾霾的影响均为正向显著,证实了贸易自由化会对空气质量有明显的恶化作用的观点。
    (二)吸取国际经验
    崔连标等就GCF融资任务如何在Annex II国家之间进行分摊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从历史责任和支付能力两个维度出发,借鉴联合国会费分摊(UN)、联合国官方发展援助计划(ODA)以及全球环境基金(GEF)等现存的国际资金筹集经验,运用投票理论,得到一种兼顾多种分摊思想的PSC融资责任分摊体系。模拟显示,在PSC的分摊框架下,美国需要出资35.33%,欧盟需要出资43.57%,日本需要出资9.10%。作者研究发现,如果GCF融资成员扩至BRICS国家,金砖国家共需出资632%,发达国家仍是气候基金主要融资方。
    刘合林等分析现有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框架缺乏足够弹性。作者提出双边碳交易谈判的灵活框架将有助于缓解这一矛盾。作者将碳贸易谈判的博弈策略概括成为三个方面:经济发展方面、技术转移方面和碳配额交易方面。经济发展方面主要的策略为通过产业转移和进口产品等方式支持对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技术转移方面是指通过技术转移获得他国对本国的经济增长的支持;碳配额交易是指那些具有多余碳排放配额的国家可以通过卖出多余的碳配额给需要的国家而获得他国的技术支持,并通过多主体模拟分析探索了在这一新的框架下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四、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建议
    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仅靠个人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应当从国家、政府、社会多层面综合推进。同时也必须放眼世界,借鉴外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成功经验。多方协作,促进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
    叶青认为,政府应积极引导低碳经济发展。他提出政府应以自身的行动,引导社会发展低碳经济。他建议从公车改革出发,倡导绿色出行。通过对公务用车制度的改革,表明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他分析了目前中国公车改革的情况之后,认为应当根据各省实际情况,量身制定公车改革政策,要坚定公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冯玉杰和王宇恒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通过调查问卷的样本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从公众视角研究可再生能源社会接受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1)公众对可再生能源的认知水平越高,其越倾向于接受可再生能源。(2)公众对可再生能源的可接受性受到他人的影响。(3)公众对可再生能源的可接受性受到公众的自我效能感知的正向影响。所以,应当从从媒体、企业、政府多角度、综合促进可再生能源社会接受性的提高。
    蒋琳莉和张俊飚对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低碳化处理行为意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作者以农业废弃物低碳化处理为例,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低碳化处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其行为意愿的决策过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低碳化处理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其行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且前者比后者的驱动作用更为突出。(2)主观规范对农户行为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于女性、中高学历、务农年限较短这类外向型农户却有明显的正向效应。
    陆建明将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经在环境偏好的抑制下达到均衡状态的情形定义为“环境抑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环境抑制经济体环境技术改善的效果,指出其环境政策可能产生不利环境效应的机制和条件,从单边减排和多边联合减排两个层面探讨了这种“绿色悖论”的政策含义,并重点分析了在环境抑制国家和非环境抑制国家联合减排下,这种“绿色悖论”对联合减排机制的影响。研究认为:(1)基于不利环境效应假说,环境抑制国家应采用总量减排方式设定政策目标,而非环境抑制国家则应采用强度减排方式。(2)在环境政策的多边合作层面,应对现有CDM机制做出调整。(3)应以相同的社会环境偏好为基础,通过科学的方法测算其应承担的减排责任。(4)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强度减排的方式履行责任,并把发展中国家的强度减排与发达国家的总量减排有机结合,以更好地促进环境技术扩散。
    杜栋等认为目前低碳城市评价的研究成果仍停留在“以评促建”的阶段,而且对低碳城市的发展规律或建设机制缺乏系统性研究。作者首先梳理了低碳城市评价的相关概念内涵及其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该将“评价”和“建设”结合起来考虑,对“评建结合”的低碳城市评价体系进行了讨论。
    本次会议为低碳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探讨、交流的平台,与会专家与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各抒己见,广泛讨论,形成的建设性观点,为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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